4．关于接受美学的论争

  姚斯的文章引起了一场论争，这场论争促使人们对理论进行思考，并对理论的实际运用原则进行思考。

  参加争论各方主要分成两大派：西德的接受美学批评家；东德、捷克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请注意，他们并不是在打“阵地战”。

  曼德尔考对“期望水准”这一概念的实用性表示怀疑。他认为，期望水准在“全部效果史的时间进程”中不断上升，在传统习惯势力影响下不断地重新形成或消失；然而，要对各个阶段的期望水准进行区分十分困难；由此可见，这部接受史（文学史）很难写。他提出了三种“期望背景”：时代期望、作品期望和作者期望。时代期望指传统习惯里一个时代的期望；作品期望指作者对作品的“凝注”；作者期望指公众对作者的期望，这一期望为公众对作者产生固定看法。作者一旦成名，“公众就不再能够不偏不倚地接受完全两样的其它作品了”。

  吉伯提出要进行“文学规范审查”，就是说，要对一个作品的意义经常提出疑问，也对评价标准经常进行审查，以避免发生“新材料总是按照变成了标准的同一个效果模式”来安排的危险。换句话说，不能陈陈相因，一仍旧贯。

  伊塞尔对姚斯的期望水准也持怀疑态度，因为“期望水准同其研究者历史位置也是相对的”；而且，过分强调接受者的积极态度，就使得艺术作品的客观质量遭到忽视（参见公式IV）。照伊塞尔的意见，“接受美学、生产美学和描述美学这三者是很容易统一起来的”，而姚斯却用前者去反对后两者。“效果美学观点旨在艺术作品的预计效果，接受美学观点则旨在实际效果；要把效果美学观点织进接受美学观点中去，至于如何使描述美学观点不管怎起到作用？这就困难了”。

  艾格特认为，为了把文学的“实际社会功能搞出来’这种“抽象的”期望水准是不适用的。最终，只有当文学史既从生产一面又从消费一面出发扎下社会学的根时，文学史才是可能的。

  鲍埃尔、毛塞尔等人确认，姚斯缺乏一个关于读者类型的定义；读者在社会学里处于什么位置？读者的文学基础知识如何？姚斯都没有谈到。既然要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去进行研究，没有接受者的具体情况怎么行？

  苏珊·米勒——汉普芙特(Susanne Muller-Hanpft)也对“期望态度”表示怀疑：“公众对艺术作品的众多反应”并不是一致的，“而是从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以及个人的宝贵经验出发以多种方式表达出来的”。

  叶基对姚斯的理论提出的问题是：哪些公式在享受文学？文学对接受者施加了什么样的、经验上有据可查的影响？

  对姚斯模式持怀疑态度的还有格拉塞尔，他认为这个模式只求从单一的接受观点这一面出发去理解文学。G·格林解释说，格拉塞尔的批评所指，是“文学的接受模式同实际公众、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具体联系还没有建立”。

  韦勒克的看法是：接受学研究体现了价值相对主义和价值绝对主义的合成；姚斯关于接受史的构想“从根本上讲只是兴味史或批评史的一个新说法”。

  以上林林种种仅是西德接受美学批评家参战的大概情况。下面再来看看东德、捷克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态度。

  瓦依曼在为数不少的文章中对姚斯的模式表了态。在他看来，接受美学是陷入了一场危机的资产阶级文学的一个汇聚点。他承认接受美学的方法，但认为这种方法可能导致对文学作品生产的忽视。事实上，期望水准或者几乎无法复原（在远古时代），或者“分裂成互相矛盾、彼此抗争的五花八门的读者期望”（在近代）；而接受史却把各种接受之千差万别的价值整得一溜平川。

  瑙曼的态度十分鲜明。马克思主义认为，“同每一种其它产品一样，艺术对象在培养能够理解艺术、具有审美享受能力的公众”，就是说，在接受过程中，艺术作品具有指导功能。因此，他对“纯粹”接受美学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一萌芽是个人和社会之间误会的产物。他认为，如果接受史的研究把文学和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放到显要位置，那它不应该把“纯粹的”接受美学作为理想追求。

  奈尔里希发表了两篇文章：《是一个新开端吗？》和《难以捉摸的反共产主义》。他对姚斯的批判是一目了然的。

  特莱格尔同姚斯的新构想进行了更为激烈的论争。接受者是不确定的，期望水准亦是不可确定的，那么，对社会现实关系怎能建立起来呢？

  另一个原则性的批评来自瓦纳肯。在他看来，文学的消费和消费方式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接受史方法却忽略了文学生产。他批评的第二点是，文学的质量并不是从“期望水准和作品之间的差别”中产生的。事实上，姚斯的模式没有接触文学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联系。

  瑙曼等人还认为，不能只探求作品如何被接受的问题，还须得探求生产和接受要求什么条件、什么前提；否则，接受史便无法获得现实的用途和效果。

  综上所述，这场争论涉及两个范畴：对基础理论批判；（若赞同基础理论，则对方法的实用性表示怀疑。）

  对基础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点：①文学可能具有客观性；文学在生产过程中可能成为客体，因此，生产过程必须摆到显要位置。②文学与社会的联系首先发生于生产过程，然后才发生于接受过程。

  此外，对方法上的实用性持异议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文学对社会的影响只能在单个的接受者身上得到证实，永远无法在一个普遍的结构上得到证实；期望水准得通过民意测验法来勾画，因而无法用来进行历史上的接受研究；每个作品都得勾画一条期望水准，每条水准又得根据哪类公众该作为对象来定——请问，作为接受史的实践文学史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