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3年至1904年间，托尔斯泰写了一篇重要的莎评文章《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在这篇评论中，作者差不多全盘否定莎士比亚。他写道，莎士比亚的戏剧是“很糟的粗制滥造之作”，“除了厌恶与无聊之外，再也不会唤起别的感觉了。”因为“它们是抄袭的，表面地、人为地零碎拼揍而成，乘兴杜撰出来的文字，与艺术和诗歌毫无共同之处。”他的结论是：“莎士比亚戏剧没有意义，简直是拙劣的。”²

  在内容上，托尔斯泰指责莎剧缺乏宗教实质。他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使自己的艺术具备宗教的核心，宗教的铺垫或骨架，就算不上伟大的诗人”，而莎士比亚的剧本是“没有以宗教原则为基础的”。因此，“它们是不值一评的，没有意义的，空洞作品。”²

  托尔斯泰还以《李尔王》为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对这位举世公认的艺术大师提出指责；

  1．莎剧的情节发展不合情理。剧情矛盾不是出自于人物性格和事件的自然进程，而是剧作家自己安排的。他指出：《李尔王》中的人物，“表面上看来，真的被安排在跟周围世界的矛盾之中，并与周围世界作斗争”，但是他们的斗争“不是本乎事件的自然过程，不是本乎本性，而是出于作者的任意安排。”这样就不能使读者“产生构成艺术主要条件的那种幻想”。托尔斯泰根据现实生活的逻辑作出判断：李尔王没有理由退位，也没有理由认不出旧日的随从肯特；艾德伽领着父亲去跳崖同样不能令人相信。至于李尔王和他女儿的关系的情节与葛罗斯特和他两个儿子关系的情节完全雷同，纯系特地臆造出来的，“以致读者和观众不仅不同情他们的痛苦，甚至对于所读，所见的都不能发生兴趣。”²

  2．人物的塑造，托尔斯泰认为也是不成功的。他写道：不仅《李尔王》，其它剧本，莎士比亚所塑造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生活、行为与他们所生活的时间和地点是脱节的。《李尔王》的故事发生在基督诞生前八百年，而登场的人物却都是中世纪的。他说：“在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里，随处可以遇到时代的错误。”

  哈姆莱特、奥赛罗、福斯塔夫、科狄利亚等，这些都是戏剧史上公认的典范人物。然而，托尔斯泰却持与众不同的看法。他批评说，莎士比亚极不适当地让哈姆莱特说出自己在十四行诗中写过的关于死亡问题的见解，致使这个人物变得没有任何性格，而成了作者思想的传声。；福斯塔夫被塑造成了贪馋、酗洒、淫荡、欺骗、虚到如此讨厌的地步，以致令人无法分享作者的幽默感，因而使“这个性格的艺术性被破坏了”；奥赛罗的艺术形象也因虚伪的热情，以及他所说的那些不合乎本性的话，使性格缺乏了完整性；至于科狄利亚，她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失去了“动人的、明确而优美的性格”。他认为：“不管莎士比亚的盲目赞美者如何吹嘘，但他并没有塑造出性格来。”²

  3．托尔斯泰指责，莎剧中的人物说的不是自己的语言，“而常常是千篇一律的莎士比亚式的，刻意求工，矫揉造作的语言”。戏剧人物都犯了语言没有节制的通病：情人和赴死者，斗士和奄奄待毙的人，还滔滔地说一通风马牛不相关的事情。他认为，莎剧人物不能由语言特点来辨别说话者是谁，一个人物的语言可以出自别个人物之口。假如有差别的话，“那只是作者自己替人物说不同的话而已”。托尔斯泰对莎剧中的那些含意深刻的辞句、名言也持否定态度。他写道：“见解与名言，在散文作品里，在论文和格言集里，是值得珍贵的，但是在旨求唤起人们同情的演出事物——艺术性戏剧作品中，就不是这样了。”相反，“在不恰当情况下动用这些言论，适足以损害艺术作品。”²

  4．托尔斯泰认为，莎剧中那些众口皆碑的作品，恰恰不是属于莎士比亚的，而是“从他前辈的戏剧、编年史剧和短篇小说中假借而来的”。他甚至认为通过作者改编之后，非但没有改好，反而“大部分被削弱，被糟塌了。”他说《李尔王》原剧本“在一切方面都无比地胜过莎士比亚的改写”。第一，原剧没有那些纯然多余，而只诱人分神的人物；第二、没有十足虚伪的效果……。《奥赛罗》一剧，“不仅没有把它润色得更真实，更鲜明”，反而使它减色了。而哈姆莱特这个人物，“在传说里他的个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改编后把构成这一人物性格的一切都毁掉了”，“就拿福斯塔夫来说，也是如此。”²

  5．托尔斯泰批评莎士比亚缺乏艺术分寸感。他写道，无论莎士比亚的作品如何受到赞扬，无可置疑的是：“莎士比亚完全没有分寸感。”莎剧中“一切都是被夸张的，行为是被夸张的，人物语言也是被夸张的；因此处处破坏了产生艺术印象的可能性。”他把莎剧和荷马史诗进行对比之后指出：“不管荷马离我们多久，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神游于他所描写的生活；而莎士比亚的作品却不是这样。”他惊叹：“任何东西都不能象拿莎士比亚同荷马对比那么鲜明地表明其作品缺乏美感！²

二

  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评价是否公允、正确和客观，似乎无需我们再去评论。因为莎士比亚作品本身已经作出了回答。这些作品流传时间之长久，传播范围之广大，以及它们在各国人民精神生活中产生的影响，这就是它们价值之所在。我认为值得认真思考和剖析的倒是：为什么象托尔斯泰这样一位才智过人，有深刻历史感和艺术洞察力的大作家，竟会如此偏激地否定举世公认的文化遗产，否定莎士比亚？其中总有些什么深刻的原因。

  《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一文是托尔斯泰从1903年9月13日至1904年1月19日，前后花了四个月零九天写成的。在这篇评论前面的注释里，作者慎重其事地声明，在他一生中曾再三反复阅读过莎土比亚的作品，曾“尽一切可能方式——从俄译本、英文本、德文本……”来研究它们。而在写作本文之前又重新研读了莎氏全部名著，并在这篇评论中“道出了半世纪多以来的内心话”。仅从这条注释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作者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出于心血来潮，或一时的感触。作者显然还为自己的看法与众不同而苦恼过：“我向来都深切地感到一切形式的诗所蕴含的美，因而更加使我不解的是，为什么举世公认是艺术天才之作的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没有给我愉悦，相反使我觉得讨厌呢？”他还说：“多年来再三努力，试图把我的观点同整个基督徒知识界对莎士比亚所持的见解协调起来，而终未获得成功。”²由此可见，这篇评论不是随意发表的意见，而是经过作者潜心研究，深刻思考才“道”出来的。

  同样应该看到，象托尔斯泰这样一位汇百川而成巨流的大作家，是不会出于“文人相轻”，或者嫉妒别人的光辉盖过自己等卑劣的动机，而轻率地否定别人的成就的。《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从自己创作历程中，必然会深刻体会到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同时，无数事实说明，托尔斯泰对待自己的前辈、同辈，甚至晚辈同行的态度是谦逊和真诚的。’因此说，一些表面的、简单的理由是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位具有惊人洞察力的艺术大师会如此评价莎士比亚的。

  那么，究竟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使托尔斯泰在这篇评论中得出：莎士比亚是一个完全没有分寸感和审美力的人，他的作品与艺术和诗歌绝无共同之处这样武断的结论呢？

  第一，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否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两人的宗教意识不同。

  普列汉诺夫称托尔斯泰是“最天才和最极揣的代表人物之一”⁴。显然，最天才是指他的艺术，最极端是指他的宗教意识。托尔斯泰坚定不移地认为，“伟大的艺术不是独立于宗教之外的”，“一个作家一定要使自己的艺术具备宗教的核心”。他阐述道：“只有依靠阐扬宗教意识，人类生活才会渐趋完善”；“戏剧要无愧于赋予它的重要性，就应当为阐扬宗教意识服务”。他的信条是，在任何时代和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里，都有一个关于什么是好和什么是坏的宗教意识。“这一宗教意识决定了艺术所表达的感情价值。”³

  对于宗教一词，托尔斯泰在评论中没有作明确的界定，仅是在广义上使用它。但是，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所反映的宗教包含着上自严格的正教，下至社会道德、人生哲学这样一个广泛的内容。那么，托尔斯泰认为的宗教意识的主要内涵是什么呢？用高尔基的话来概括就是两句话：“自己改善自己吧！”“勿以暴力抗恶！”

  托尔斯泰正是带着这种宗教意识走进莎士比亚的戏剧世界的，他想在那儿为自己笃信的宗教意识寻找历史验证和心灵支撑，但是他大大失望了。在莎士比亚戏剧里他看到的是：以复仇为主要情节，以陷害、篡夺、谋杀、背叛、乱伦、告密、发疯、决斗、同归于尽为情节链条的《王了复仇记》；仅因一方手帕，而亲手扼死自己的娇弱爱妻的悲剧《奥赛罗》；以心相见，真诚相待，反遭恶报为情节的《李尔王》；以及以表现黑暗和血腥为主题的《麦克白斯》。《复活》的作者无法接受《王子复仇记》作者的宗教意识，于是他断言：“莎土比亚是一位内心没有形成与其时代相应的宗教信念的人”。他只是“在自己剧本里堆满了各色各样的事件、恐怖、蠢话、议论、描写手法的作家。”他的戏剧中的人物“不管碰到什么就说什么，照碰到的原样说。”因此，他的作品“是没有意义的”。³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代表作家的莎士比亚，他有自己信奉的“宗教”。他所信奉的“宗教”就是人文主义。他的戏剧从主题到人物刻划以及细节描写，都放射出人文主义反封建、反神权的强烈思想光芒。一条十分明显的主线贯穿着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这就是他的人文主义主张。他主张以“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他提倡人性，反对神权，提倡理性，反对蒙昧，提倡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莎士比亚的戏剧不仅直接为资产阶级革命制造了舆论，而且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在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和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就认为，莎士比亚虽然是个艺术家，但他所揭示的真理比哲学家还多。’别林斯基也指出：“他在富有灵感的透视中诊断了宇宙的脉膊跳动。他每一出戏都是一幅世界的缩影。”众所周知，莎士比亚的那些历史剧后面有着深刻的“动乱”哲学，他的《哈姆莱特》、《奥赛罗》、《麦克白斯》等戏剧中所揭示的生命的两股敌对势力——正义和非正义的抗争，给人以无穷无尽的启发。

  就象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托尔斯泰一直处于天才的艺术家与“托尔斯泰主义者”这样的矛盾之中，因此，“他是绝对不能了解俄国革命的”⁶。同样，由于“托尔斯泰主义”这块屏障，挡住了这位洞察入微的艺术家的视线，使其不能从幽深之中窥见莎士比亚所信奉的“宗教”。甚至看不见莎士比亚天地里，有他自己的“宗教、哲学的统一性观念”。

  第二，托尔斯泰之所以作出与众不同的评价，还因为他与莎比亚的艺术观不同。

  托尔斯泰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他从自己的艺术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本观念。例如：他主张一丝不苟地反映生活，摈弃一切偶然和幻想的因素，那怕是极其细微的地方。他指出：“艺术家之所以是艺术家，只是因为他并不是按照他愿看到的那样看事物而是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去看事物。”为了让人们看到俄国现实本来面目，他在写那些长篇巨著时，一切都严格地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而不加粉饰地、如实地反映出来。他只写他很了解的东西，决不主观臆造或向壁虚构。他还时常深入到生活实际中去，收集第一手的材料。托尔斯泰同时用自己的这些艺术观念去要求和评价别的作家的艺术作品。1910年他给青年作家克拉斯诺夫的信中写道：“文艺作品最忌讳并使其完美受到影响的是别出心裁，企图一鸣惊人。”他认为这就会排斥纯朴，而纯朴是美的必要条件。他还说：“要防止夸张，含糊其词要比夸夸其谈为好。”⁷

  确切地说，托尔斯泰是位写实派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具有一种俄国式的单纯、质朴；而莎士比亚更多的是诗人气质。他的艺术手法大胆、飞跃，从不固守任何艺术成规，也不受制于某些艺术要素。他们两位的艺术风格大相径庭，艺术观念也无法调和。托尔斯泰所习惯的那一套侧重于“观察”、“写实”的方法，自然会对莎士比亚创造的艺术世界感到疑惑不解。他那浑厚单纯的艺术灵魂被莎士比亚无比丰富、无限复杂的艺术手法搞乱了，加上他透过一个焦距不对的镜片审视莎士比亚所创造的世界，结果只看到一片模糊与混乱，以致异常反感。

  莎士比亚的那些既有浓烈生活气息，又具有一定生活广度和深度，丰富、生动的戏剧情节，却被认为不合乎事件的自然进程，别出心裁臆造出来的，不能成为戏剧艺术的典范。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些丰采多姿的，曾被普希金称赞为“活生生的，具有多种热情，多种性格”的人物形象，在托氏的眼里，却变成了“没有性格的人”。生动、丰富的莎士比亚语言”，成了“缺乏分寸感”、“千篇一律的”、“浮夸、空洞的”、莎士比亚式的“伪装感伤的语言”，是任何活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会用来说话的。托尔斯泰甚至嘲弄那些崇拜莎士比亚的人，说他们把哈姆莱特的性格说成的猜不透的谜，其实是这些人谁也不敢说出皇帝是光着身子的。由于两人的艺术观的完全不同，被认为美的极致的莎士比亚戏剧成为完全缺乏美感的了。

  第三，托尔斯泰所以写这篇评论，还因为被那些一味褒扬、感情用事的莎评家们所激怒，可以说这篇评论是他心灵的抗议。

  长期以来，特别是十九世纪以来，人们对莎士比亚狂热到了迷信的程度。研究、评价莎士比亚的文章变成颂诗祷辞。如托尔斯泰在评论中引用的英国评论家斯温本的《李尔王》评论文章，除了空洞无物的赞美之词以外，别无其它。从托尔斯泰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接触的一些莎评文章，其中许多是与事实脱节，忽视一些主要点，而在一些莎剧中确实存在的平庸之笔上大做文章，一味赞赏。正如托尔斯泰奚落的那样：他们“从莎士比亚那里搜寻并不存在的种种美妙，并把它们大加吹捧；”托尔斯泰的确也曾努力从莎 士比亚的作品中寻找被人们称道的优点，然而，他却发现并不是如此。可以说托尔斯泰是从莎评家们身上迈向莎士比亚的，显然那些以感情代替科学分析的莎评文章败坏了他的胃口。如果不是被那些充满溢美之词，而内容又十分空洞的莎评家所激怒的话，托尔斯泰也许还不至于对莎士比亚产生如此强烈的不满。当他阅读了象斯温本那样的评论《李尔王》的文章后，自然会更加感到迷惑与不解。所以我们说，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否定，是因为他想挣脱他所说的一些莎评文章中“催眠术”的合理企图；也可以说，他否定的不完全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本身，其中更多的否定是针对那些一味奉承的莎评家，以及他们那些“冗长、含糊、旁征博引”的文章。

  此外，还必须看到，托尔斯泰对莎土比亚的评价总体来说虽有偏颇，但也不可否认其中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击中要害的地方。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许多批评，与英国最著名的莎评家约翰逊的观点不谋而合。如约翰逊指出：“莎士比亚过分看重给读者以快感”，“以至牺牲美德，迁就权宜”；“他的故事情节往往是松散的一个架子”；“他不重视时间、地点的区别”；“他的人物所开的玩笑往往是粗俗的，他们所说的也往往是淫荡的”等等⁸。所不同的是，约翰逊认为莎士比亚有优点，也有缺点；而托尔斯泰基于以上的原因，没有抓住莎剧纷繁的现象背后的那些生气洋溢的思想和戏剧家所塑造的那些富有诗意的人物形象，而是不分皂白地加以否定。

三

  美国学者费迪曼说，莎士比亚不是由三十七部戏剧，而是由三百七十部戏剧构成。英国流传着一句谚语：“一千个人，一千个哈姆莱特。”这都说明，人们在阅读莎士比亚作品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歌德见到的是“自然借莎土比亚的嘴说出了真理”；史雷格尔见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单纯优美他都充分具有”；雨果见到的是”他把整个大自然都斟在自己的酒怀里”；而托尔斯泰见到的却是“人为地零碎拼凑而成，乘兴杜撰出来的文字。”

  在文学史上，一部作品，一个作家得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评价并不鲜见。歌德对雨果的评价就与众不同，他说雨果过度多产，以致粗制滥造，“他写的角色都不是有肉有血的活人，而是他任意摆布的木偶。”⁹同一部左拉的名著《萌芽》，美国作家安格尔·威尔逊说，“它是一部反映工人斗争的好小说”；而法国作家勒内·泰尔努瓦则认为，“它贬低了无产阶级的形象，要么把无产者写成驯服的羔羊，要么把他们写成凶猛的野兽。”¹⁰

  事实说明，文学接受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这种环境就是“接受背景”。而作品从一个文化环境转到另一个文化环境时，虽然艺术事实没有变，但作品所实现的美学价值却会随历史的变迁而发展变化。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发展，生活内涵的变化，美学趣味的不同，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解释会随之发生变化和差异。同是一部《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封建专制的婚姻不自由的时代，能掀起一场世界性“维特热”；但在今天，它对年青人的吸引力显然大不如从前。由此可见。文学接受是要受历史环境影响的。存在的历史性，必然决定理解的历史性。因时不同，不可避免会形成文学接受的差异性。

  拿哈姆莱特来说，16世纪人们把复仇行动看成是英雄美德，那时在英国和西班牙的舞台上，演复仇剧很流行，很自然当时的读者把这个人物看作是“血与雷”的复仇英雄，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盛行唯物主义，于是人们一反过去把他当作复仇英雄的看法，而流行把他看作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具有坚强理性的人。到了19世纪，各种思潮相继出现，人们又从各自的哲学观念出发，对这一人物作出各种不同的解释：浪漫主义作家说他好思辨，但更重感情；启蒙哲学家说他生性是哲学家的头脑，但由于被思想紧紧缠住了自己，因此永远不会导致行动；悲观主义者认为他“忍受不了失恋的痛苦、法庭的拖延、衙门的横暴，因而只看到恶在身边徘徊，故此整天忐忑不安：心理分析派认为他是一个具有病态心理的人。进入20世纪，各种思潮层出不穷，对哈姆莱特的解释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人把他说成是“失落自我，故此疯疯癫癫。”

  托尔斯泰从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出发，评价莎士比亚和他戏剧中的人物，并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是很自然的事。托尔斯泰生活创作的时代，俄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人民生活很不安定。面对着这样丑恶的现实。有历史责任感的人都在冷静地、客观地剖析社会问题。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托尔斯泰，他不愿象一些浪漫主义作家那样，沉溺于想入非非的理想世界，他主张不加粉饰地描写现实，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暴露社会矛盾，大声地为处在悲惨境遇的劳苦大众呜冤叫屈。在这种“接受背景”底下，那些豪华的、富有语言装修饰的，并带有传奇色彩的莎士比亚戏剧，自然被指责为“缺乏分寸感”和“美感”的了。

  文学接受不仅受历史环境的影响，同时还要受接受者文比心理结构的制约，故有因人而异的现象。皮亚杰在《发生认识沦原理》一书中指出：“一个刺激要引起某一特定的反应：主体及其机体就必需有反应刺激的能力。”¹¹皮亚杰所说的这种能力是由人的认识结构体现的，认识结构也就是我们以上所说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具有一种同化、调节的机制，它能将外界的刺激有选择地纳入原有的认识结构中进行改变、消化和吸收。由于每个人的宗教信仰、艺术素养、美学观点、生活经历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因而每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千差万别的。

  文学接受过程不是简单的刺激反应的过程，而是要经过主体整合的过程，因而带有明显的主观性。就象大卫·布莱奇所说的，“主观性是认识事物的条件。”在阅读作品时，读者往往是根据本身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感情，来确定对作品的感知的选择和注意，来理解作品的意义，并且依据已有的生活经验和情绪记忆来进行联想，想象，补充和丰富作品内容的。由于人们文化心理结构的不同，对作品的感知、理解、想象和情感反应也就有所不同，这便形成差异。例如：一部作品中的某些词句，本来未必有很深的含意，也未必是作者有意安排的，但由于它吻合某位读者的想法，他就把它纳入自己的想法之中，并赋予它特殊的意义。有时甚至两个毫无意义的音节，也被人归到某种有意义的整体中去。哥伦比亚著名作家马尔克斯说，有时无意中扔了一块西瓜皮，一些人却踩着它跌跤。美国学者费希甚至认为：“本文的客观性只是一个幻想。”¹²

  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它的本质是在读者阅读中得以实现的，由于读者的不同，致使审美对象的结构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中。就拿莎比亚的作品来说，它们内在的艺术魅力是寄寓于作品中的那些语言文字。人们阅读他的作品是透过那些文字才体验到艺术魅力的。尽管阅读时，我们肉眼看到的仅是一个个词语；可是在我们的心灵窗子上却映现出一幅幅生动的艺术形象，而每一个词语在不同的读者心上出现的艺术形象又是各自不相同。同样是哈姆莱特，在一千个读者心中，却出现一千个不同的形象。同样是马致远的诗：“小桥、流水、人家……，”在不同的读者心中唤起的小桥形象千差万别。在我心中出现的可能是一座独木桥，而在你的心中又可能是石板桥，这是因为每一个形象都是以个人的生活经验为依据而重现出来的。马尔克斯就说过，同是“暴风雨”这个词，在欧洲读者的脑海里，是一个样子，在我们拉美人的脑海里，又是一种样子；他还说，“雨”这个词，欧洲的雨和赤道地区的雨毫无相似之处。因此可见，文学接受是一种富于个性和主观性的创造过程，而不是作品中艺术形象的简单再现。法国著名作家萨特认为：“客体具有本质性，它把自己的结构强加于人……，但主体也具有本质性，因为它不仅是为了揭示客体所必需的，并且也是该客体绝对成为他自己所需要的那个样子。”¹²

  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使人们在接受中产生一种心理定势，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比较容易被作品的感染力或其它外在因素所改变：但是，对另外一些读者，象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因为他的文化心里结构中的沉积物比一般人更凝固，他的看法也就往往不容易被作品本身或周围的现象所左右，所以造成“多年再三努力，试图把观点同整个基督徒知识界对莎士比亚所持的见解协调起来，而终末获得成功”的局面。

  文学接受的差异性是美感个性化的表现，它的存在是必然和合理的。它是客观存在无限丰富和多样化的体现。当然，我们说文学接受中的差异性是合理的，但并不是说接受过程中可以不以作品为客观依据，而任凭主观胡思乱想。接受的差异性不是对客观存在作出歪曲的反映，而是对客观存在作多层次、多角度的反映。

  文学接受中不仅有差异性现象，有时还会出现背离性现象。全面否定某一部作品，就是文学接受中的背离性现象。

  产生背离性现象往往与接受者的接受期待有关。每位接受者总是带着某种期待在阅读某一作品。在阅读中，他的期待如果得到充分的满足，就会产生一种快感，对作品的评价自然就高。相反，接受者的期望得不到满足，甚至遭到破坏，就会产生不快，以致否定作品的价值。托尔斯泰就是这样的；他的恼怒显然是他的期待在阅读莎剧中没有得到满足。由于他没有在莎剧中找到任何宗教和艺术的共鸣点，而对其大为不满。

  背离性现象与接受者的阅读动机有关。每位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总是带有个人的动机和目的的：有的为了消遣，有的为了欣赏，有的为了寻找心灵支撑，也有的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等等。动机不同，阅读效果也就截然不同。托尔斯泰是被那些一味说奉承话的莎评家所激怒，抱着验证莎评家们的说法是否正确而去阅读莎士比亚的。他是带着挑毛病的动机去阅读的，因此就难于避开自视角中的一些盲点。

  背离性现象与主客体间的沟通程度有关。文学接受中，有时主客体间缺乏沟通，就会造成对作品的不理解或理解错误；而人们遇到自己对作品不理解或看不懂时，往往只从客体上找原因，很少同时从主体上去找原因，因此一味埋怨作品，甚至完全否定作品。

  主客体间的关系，时常由于熟悉、习惯，进而建立起一种默契。这种默契是凝聚在主体的认识结构中。文学接受中，主体对客体的默契程度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接受效果。对一些熟悉、习惯的作品容易接受，对一些陌生的，不习惯的作品难于接受，甚至无法接受。中国京剧，中国观众就容易接受，尤其是老一辈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同样，莎士比亚戏剧是生长在英国民族土壤之中，沉积着许多英国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如言语华丽、铺陈、考究修辞、精工雕琢等等。这些在英国人看来是十分正常，但对于俄国人托尔斯泰就显得缺乏分寸感了。

  背离性现象还产生于读者对作品的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之前，往往事先就得到周围人的介绍，或者听到宣传媒介评价。因此，人们在接受之前就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成见，这种成见影响着人们对作品的接受。因此说，对文学作品推荐、评价、介绍的权威性和科学性会直接影响接受效果。常因某些评价文章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一味肉麻吹捧，结果适得其反，造成读者的一种逆反心理；而带着这种逆反心理去阅读作品，大都会产生一种背离性现象。从托尔斯泰评论莎士比亚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显然是带着这种逆反心理去阅读原著的。

  文学接受中的背离性现象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背离。它属于肆意的曲解和涂改，毫无根据的、随意性的评论。另一种是积极背离，它属于创造性的背离，这种背离含有一定的合理成份，虽然它对某一作品的解释、评价与大从或传统背离，但是这种解释和评价本身只要能够自圆其说。我们认为，任何解释，只要能在作品中找到相应的理由，就有一定的合理成份，它就可以作为解释的一种而允许其存在。一切解释，即使是它与声誉卓著的，或流行一时的解释相对立，它仍有存在的价值。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一切合理的解释都是等值的。因此说，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尽管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但无凝它是属于创造性的背离。无怪乎英国学者威尔逊.奈特指出，托尔斯泰的《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一文，“是至今最刚健、锐利、重要的批评，不管我们赞成不赞成，内容具有磐石似的坚实与单纯，它产生了始终令人补益的力量的功效。” 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