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774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问世，象一颗重磅炸弹，震动了德国大地，随即又变成一股热浪，冲击着欧洲大陆。它使年仅24岁的歌德，一夜之间闻名遐尔。同时，也把一向默默无闻的德国文学，提髙到与欧洲其它先进国家文学并驾齐驱的地位。

  《维特》刚刚诞生，一批狂飚突进作家，如伦茨、克林格尔、瓦格纳、毕尔格尔等人，就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欢迎它。一些青年作家对它如痴似狂：弗·雅可比“一口气把它反反复复读了三遍”；威廉·洪堡读它“彻夜不眠”；施托尔贝格夫人“很快背熟了《维特》”。齐默尔曼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读完了第一篇就使我激动不巳，全部心弦都被它拨动而共鸣起来，以致我不得不休息十四天，然后才鼓起勇气一口气读完第二篇。”¹ 著名诗人舒巴尔特在1775年3月21日《汉堡消息报》上写道：“我坐在这儿激动不已，胸口怦怦直跳，狂喜而痛苦的泪水滴嗒滴嗒往下淌，因为——我告诉你，读者——我刚刚读完我亲爱的歌德的《维特》。读吗？不，吞噬！我奉劝读者诸位还是自己买一本《维特》来读读！”²

  青年人不仅争相购买它，阅读它，而且摹仿主人公的思想言行、举止风度和衣着穿戴。一时间，蓝上衣、黄背心成了流行的维特式时装。更有甚者，一些青年人步着维特的后尘，自杀轻生。

  何止是青年人如痴似狂？即使是一些文坛的耆宿，如莱辛、波特迈尔、魏兰特，大诗人克洛卜斯托克，以及社会上的知名人物，瑞士的神学家拉瓦特尔，德国著名教育家塞多夫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患了“维特热”,甚至连大名鼎鼎的法国皇帝，叱咤风云的拿破伦也受到了“维特热”的感染。据记载，拿破伦读《维特》达七遍之多。1808年，他在埃尔福特亲自召见歌德，他们交谈这本书数小时，足见他对《维特》的喜爱。

  《维特》出版后，尽管遇到教会及其卫道士的恶毒抨击，然而他们却无法阻挡《维特》的强大冲击波；不到两年时间，德国接连重印了16版。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各种各样摹仿、改编的“维特戏”相继出现，民间市集上还流行开了说唱维特的故事。海涅在《哈尔茨山游记》 中记载：“一个裁缝边走边唱一首叫《小绿蒂在维特坟头》的歌谣。”波希米亚一带至今还流传一种小调，唱道：“没有哪个市集不表演他（维特）的事迹，没有哪家酒馆不挂他的画像。”

  “维特热”在欧洲各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本书在德国出版的当年就被译成法文，随后在3年内，一共出了5种版本。据统计，到18世纪末，法文译本竟达15种之多，英文译本有12种，意大利文译本3种。19世纪初，俄国、西班牙等几十种语言的译本，也相继出现。

  “维持热”不仅风靡欧洲，而且很快传遍世界。在“五四”精神感召下，“维特热”传到了中国。1922年，郭沫若先生第一个把《少年维特之烦恼》译成中文。尽管它迟到20世纪才来到中国，但它的出现对正在艰辛地进行反封建旧礼教斗争的中国青年，无疑起着极大鼓舞作用。和广大德国青年一样，许多中国青年被维特的故事感动得涕泪交加；一些抗拒包办婚姻，决心走自由恋爱之路的情侣们，更是以《维特》相赠，以示对爱情的忠贞。蔡元培先生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中，谈到外国小说对中国的影响时，列举的第一本书就是《维特》，说它“影响于青年的心理颇大”。茅盾则把《维特》一书写进他的著名小说《子夜》之中。在中国，郭译本10年间就重印了30多版；此外，还出现了罗牧、黄鲁石、傅绍先和古大椿诸人的译本。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重印次数之多，影响之深广，恐怕莫不过于歌德之《维特》。

  大众对《维特》的狂热，歌德本人在《威尼斯警句》中有记载：“德国人摹仿我，法国人读我入迷；英国啊，你殷勤地接待我这憔悴的客人；甚至中国人也用颤抖的手，把维特和绿蒂画上花瓶……”。³

二

  《维特》是怎样一本书？它为什么会引起如此这般的狂热？这本不到10万字，被作者自己称为“小书”的册子，为何能掀起一个世界性的波澜？这得从维特为什么烦恼谈起。

  维特出身于平民家庭，他思想敏锐、感情丰富、才识过人，并怀有美好的理想。作为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他要求摆脱封建束缚和传统桎梏，渴望自由、平等，力图有所作为，对社会做出贡献。但是，当时德国鄙陋的现实，腐朽的社会关系，昏聩的统治阶级，使他感到难以忍受。社会摈弃了他，他自然也就摈弃了社会。这使他的性格变得内向化。于是，他从大自然中，从天真的儿童身上，从以平等待他的普通人那里寻找慰藉。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认识了绿蒂。在维特的眼里，绿蒂是自由、质朴和美的化身，因此他一见钟情，爱上绿蒂。他爱绿蒂，把她看作是精神的寄托，和逃遁丑恶现实的避难所。无疑，维特对绿蒂的爱情是纯洁、崇高的，他所追求的是真正的爱情和幸福。然而，维护封建等级特权的社会偏偏认为这是不允许的，一个平民青年没有权利爱一位贵族少女，门不当户不对。他们剥夺了维特的爱的权利。维特越是陷入这种爱情的追求之中，越是感到“一个庞大的黑影向他袭来”，“一个黑漆漆的未来在等着他”。为了摆脱失恋的苦恼，他投身于工作，想从中求得解脱。他虽卓有才智，工作也很尽力，但社会仍旧不见容于他。怀着偏见的上司对他的工作、交际，乃至写文章的句法、标点，无不百般挑剔。他在公爵家中，饱尝到贵族男女那种“世袭傲慢”的滋味。于是，他又回到绿蒂的身边；绿蒂虽始终如一爱他，但不能以身相许。社会无边的黑暗象一道墙，沉重地压在他身上，连一个排气孔都没有。面对这种丑恶的现实，维特既不愿忍气吞声，任凭邪恶势力的凌辱，但又无法摆脱困境，结果只有死亡成了他最后的出路和希望。“因为除了死亡，再也没有别的门路通往自然”。⁴ 他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显然，维特是被社会一步步逼着走向死亡的，他的死表明了，他要同万恶的封建制度决裂。因此，歌德同时代诗人伦茨称维特是“被绑在十字架上的普罗米修斯”。卢卡契也认为，维特是为了美好的理想而死的，“是与法国大革命中的英雄们为了同一理想而慷慨就义一样悲壮的”。⁵

  维特之烦恼起于感情与理智的矛盾，起于个人合理的愿望与封建等级偏见之间的冲突。他的烦恼是由于理想不能实现，人性遭到扼杀，个性不得伸张；是由于爱情，这一人类最神圣的感情和欲望遭受亵渎和践踏的结果。因而，他的烦恼是具有代表性的。其实维特之烦恼，就是作者歌德之烦恼，也就是狂飙突进时期广大德国青年，甚至欧洲青年之烦恼。诗人弗斯说：“我觉得维特的痛苦就是我自己的痛苦”。近代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指出：《维特》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表现的不仅是一个孤立的感情和痛苦，而是整个时代的感情、憧景和痛苦。”⁶

  《维特》涎生的年代，正是古老的封建制度已经衰朽，资产阶级革命即将来临，欧洲正面临着一个历史转折的时代。一方面，经过启蒙运动，整个社会正处在觉醒之中，尤其是年青一代，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观状，冲破封建牢笼，争取感情自由和个性解放；另一个方面，广大人民仍处在封建奴役的重轭之下，尤其歌德生活的德国就更加悲惨。在那里，不仅封建等级森严，而且整个社会象一张黑沉沉的网。就如恩格斯在《德国状况》一文中写的：“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没有教育，没有出版自由，没有社会舆论”。“一切都烂透了，动摇了，眼看就要坍塌了，简直没有一线好转的希望，因为这个民族连清除已经残废了的制度的腐烂尸骸的力量都没有”。⁷ 生活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代，人们普遍感到苦闷、彷徨和压抑。作为一个敏感的艺术家，歌德首先感到这种窒息的空气，他写《维特》正是为了摆脱这种痛苦和狂乱的心境。他自称写完《维特》“象办完了一次总告解一样，心里又感觉到了愉快而自由”。⁸ 的确《维特》的完成，对歌德来说，是一种感情上的渲泄，因此有人说“维特救了浮士德”。由于诗人歌德的心与当时广大被压抑青年人的心是共通的，因而《维特》出版不仅是作者歌德感情的渲泄，也是当吋大家共同情感的渲泄。歌德同时代人，狂飙突进作家伦茨就说过，“维特的功绩在于它使我们认识了那些我们人人心中都暗喑感到，但却无以名之的热望和感情”⁹。德国杰出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弗朗茨·梅林也说，《维特》“揭开了沉睡在那个时代深深激动着的心灵里的一切秘密。”¹⁰《维特》反映出了当时的矛盾和危机，表现出了时代的情绪，道出了共同的心声；因此，它在千千万万“渴望个性解放”、“感情自由”，不满社会朿缚和压迫的一代青年当中产生了共鸣，引起反响，形成一股“维特热”。歌德在《诗与真》中说得非常确切，他说：“这本小册子影响很大，甚至可说轰动一时，主要就因为它出版得正是时候。就如只需一点引线就能使一个大地雷爆炸似的，当时这本小册子在读者中间引起的爆炸也十分猛烈，因为青年一代身上本已埋藏着不满的炸药……”。¹¹

三

  如果认为“维恃热”的兴起，仅仅是由于作品中所具有的时代精神和思想意义，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应当看到，《维特》的成功，还得归功于作品中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而这种表现力符合广大读者的审美趣味。众所周知，在《维待》之前问世的，同样表现一个时代的烦恼、憧景、彷徨和追索的作品也不算少，如法国卢梭的书信体长篇小说《新爱洛绮斯》，莱辛的那些市民悲剧，以及歌德好友席勒的戏剧《阴谋与爱情》等。它们同样具有浓烈的时代精神和深刻的思想内容，但它们为什么又没有在读者中掀起如此广泛的热潮呢？所以说，我们在探论“维特热”时，决不能忽略了歌德在《维特》中的精湛的艺术表现力。

  那么《维特》在艺术上又取得哪些成功？威廉·洪堡在评论时指出：“既不是他的爱情，他的感伤情调，他的绝望心倩，也不是归根到底对他的命运的同情深刻吸引着我的心。”他认为吸引他的：一是包容一切的感受力和思想，对人类生活和命运作出的品评；二是美妙的自然描写，直截了当闯进心中来的真情实感；三是那不容摹仿的表现手法，细腻的性格刻划，以及那些真实、纯净、动人、富有魅力的语言¹²。 洪堡的评论是很有见解的。《维特》在艺术上最成功地方有三：

  1、成功地运用第一人称的书信体。书信体小说并非歌德首创，但歌德异常成功地运用了这种体裁，充分地发挥其长处，而避免了它的短处。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写道：《维特》“包含了《新爱洛绮斯》的一切优点，却没有它的任何缺点。”¹³ 作者编造主人公维特致友人威廉和绿蒂的近百封书信，并把它们与主人公日记的片断穿插在一起。作者这样做是有意让主人公面对面地向读者述说自己的遭遇和感受，展露自己的抱负和情怀。在这些信中，时而叙事，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读着读着，读者自己仿佛变成了收信人，成为其中的一个角色，眼前似乎出现了主人公的音容笑貌，耳边似乎听见了主人公唏嘘涕泣，思想感情不由地与其产生交流和共鸣。此外，作者煞有介事地在书信前面冠以编者引言，中间穿插注脚，结尾添加编后语，使书信和日记巧妙地连成一个整体，起到了化平谈为神奇的艺术效果，使其娓娓动听，增加了它的艺术感染力。

  2、直接闯入读者心中的真情实感和细腻的性格刻划。《维特》象一首凄惋的叙亊诗，主人公直抒胸臆，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直接向读者宣泄。如1771年5月10日的信中,主人公尽情地倾泻自己的内心情感，他写道:“一种奇妙的欢愉充溢了我整个灵魂，甜密得象我专心致志地尽情享受着的这些春晨。这地方恰似专为与我有共同心境的人创造的，我在此独享着生的乐趣。我真幸福啊，好朋友。”读了这一片断，人们不由地被一种欢乐、幸福的情感所激动。反之，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我们读到的是:“已经决定了绿蒂，我要去死……当你捧读这封信时，亲爱的，冰冷的坟墓已经掩盖了我这个不安和不幸的遗賅”。 “在美丽的夏日黄昏，你再登上山岗时可千万别忘记了我啊，别忘了我也常常喜欢上这儿来的；然后你眺望那边公墓里的我的坟墓，看我坟头的衰草如何在落日的余晖中摇曳不定……” 一种愁肠百结、哀婉凄绝的感情直闯入你的心中。《维特》正是以这种直抒胸臆的浓烈感情打动读者。

  构成这部作品的是主人公的书简和日记，其中绝大部分是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这就决定了它是一部以心理刻划见长的作品。在书信和日记中，主人公对自己的心进行了冷静而直接的解剖。如他述说，他的心如何“时时战栗着”，如何“变幻莫测”，如何“反复无常”；他又如何把它当个痴孩子似的迁就，对它有求必应。他说，他的心“是软弱的，很软弱的”，他的不幸根源就“在于这颗心”等等。通过这些自白，读者不仅看出那颗多愁善感的心，而且还预感到这样脆弱的心难免要破碎。同样，从他的独白中，我们了解到他的追求和理想，他的痛苦和烦恼，他的性格和情操。

  3、自由、灵活的结构，精炼含蓄的语言。《维特》结构灵活自由。我们上面说过，它是由将近100封书信串连而成，每封信与信的内容不一定衔接，写信的时间间隔不同，每封信长短不一。这样，情节的跳跃性就很大，中间留下许多空白给读者自己填补，阅读时想象空间就大。另外，《维特》的剪裁极为经济、精当。大至一个事件，一个场面，一个人物，小至一个细节，一泉一石，一草一木，写得都非常简洁、明快，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卖弄知识的现象。如维特最长的一封信，是他1771年6月16日写给威廉的，全长不过六七千字。但在这有限的字数中，却详尽地叙述了他对绿蒂产生爱情的全过程：从素不相识到略有所闻，从略有所闻后无动于衷到产生好感，从产生好感到热烈爱慕以至神魂颠倒，层层深入，细腻动人；而且还顺带描写了绿蒂的家庭情况，年青人聚会活泼热闹的场面，暴风雨突然袭击和雨过天晴时的壮丽景色等等。语言不多，但这封信起到了贯穿全书的关键作用。最短一封信写于一年后，1772年的6月16日，全信只有一句感叹，一句诘问：“不错，我仅仅是个世间的漂泊者，仅仅是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可你们不也如此么？”这一叹一问，道出了维特的多少辛酸，渲泄出他对人世的多少绝望！

  又如全书结尾，写维特下葬的情景，更是简洁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老人和他的儿子们走在维特的遗体后面，阿尔伯特没有来，绿蒂的性命叫人担忧，几名手艺人抬着维特的棺木，没有一个牧师来给他送葬。”这几十个字，看似平平淡淡，但隐藏着无数的潜台词，使人思绪翻滚，浮想联翩。读者不禁会向自己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会把维特与来送葬的人和没有来送葬的人之间的关系，逐一思考一遍，咀嚼、回味全书内容。评论家弗里登塔尔认为，这几句话“就象榔头击棺木似的，咚咚有声。”他还说，“歌德从此以后再不曾写出象这么沉重有力的句子。”¹⁴

  由此可见，《维特》的成功就在于它的强烈的时代精神，直闯人心的真情实感，以及那精湛的艺术表现力。这三者赋予了这本“小书”以震憾人心的巨大力量，掀起了一股席卷全球的“维特热”。

四

  “维特热”虽然持久了很长时间，但终究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退。到了I9世纪初，“维特热”在欧洲已经被此起彼伏的“拜伦热”，“巴尔扎克热”等所替代。1842年，海涅在《倾向》一诗中，间接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他写道，当时激进的青年已不愿“再象维特那样呻吟，因为他的心只为绿蒂而燃烧”。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在1847年的《旅行书简》中，更加直截了当地称维特为“一个没骨气的傻瓜”。青年的恩格斯也仅把维特当作一个“富有幻想的好哭泣者”。20世纪30年代以后，处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的中国青年，早已忘却了这位脆弱不堪的德国少年，直到今天，也没有再热起来。这些事实说明了狂热一时的《维特》读者，对它已经淡忘和冷却。

  从“维特热”的兴起到消退，它是文学接受中审美趣味转移的体现。所谓审美趣味，是指人们理解、评价各种事物（包括文艺作品）的审美特点和态度；它表现为对艺术品进行直接的、富有情感的，而不同于理论判断的审美评价。人们的审美趣味虽有差异性，但又有共同性，一个时期共同的审美趣味往往要受到当时的时代情绪和审美文化的影响。

  时代情绪是某一时期一种普遍的群体情绪。它是某一群体的大多数人，在某一时期对客观事物所抱态度的情绪显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情绪，如文艺复兴时代崇尚人欲，启蒙时代重理性、民主、科学；法国大革命时代强调平等意识，以及近代的个性觉醒等等。这些时代情绪必然会渗透进人们的审美意识，化为人们审美趣味的一部分。《维特》正是体现着反封建的平等意识和个性觉醒这种时代情绪。它符合了渴望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们的审美趣味，故此受到当时人们的广泛欢迎。

  人们的审美趣味还决定于社会的审美文化。苏联美学家沃洛维奇认为：“审美文化是个人和社会对现实审美关系的一定总和的表现，它是人们审美观念、观点、趣味、信念和知识的总和”。¹⁵ 审美文化决定着人们的审美观和审美趣味。一部作品如果脱离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文化，也就是说如果高于或低于大多数人的审美文化，它就不会引起人们的审美趣味。《维特》之所以受到热烈欢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符合当时人们的审美文化。它在当时，比起那些宫廷味很浓的，矫揉造作的伪古典主义更符合人们的口味。

  时代情绪和审美文化总是处于一种流动的、变易的状态之中，这就决定了人们的审美趣味不可能一成不变、始终如一。因此，艺术品的生命历程必然就会呈现出由兴而衰，由热而冷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维特》作为一部作品，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向每一个时代的每一个读者提供同样内容的客体；它不是一尊永恒的纪念碑形而上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而是象一部管弦乐谱，在人们演奏中才能获得读者的反响。著名批评家伊斯卡比曾经说过：“莫里哀对于20世纪的法国人而言，仍可算是年轻的，因为他的世界仍然活着，一个文化、观念和语言的范围仍将我们和他连接起来。”他又指出：“但这个范围越来越小，当我们的文化与莫里哀时代的法兰西旧有文化相同点消失时，那么莫里哀就会衰老并死亡。”¹⁶ 《维特》何曾不是如此？ 一旦与社会群体间的关系不存在或不那么密切，那么读者也就失去了接受它的客观前提，自然也就失去对它的审美趣味。

  朱光潜先生说，“明人尊唐，清人尊宋”，各朝代的审美趣味不同。原始社会人们有“纹身”、“穿鼻”之类的审美趣味；他们曾经以牛粪涂身作为美的标志，因为这在当时是一种标榜财富的表现，是拥有牛这一事实的炫耀；故此，它成为人们的审美理想和趣味。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它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即使是被人们认为具有“永恒魅力”的希腊神话，它那永恒魅力的光辉也在不断地衰退。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这些神话越到后代越使多数人感到枯燥。”¹⁷ 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虽然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人们对它的兴趣依然很浓，但其中有关描写列文企图重建封建领地的那一部分，读者对其审美趣味显然不及当年。同样，当封建压迫、婚姻自由已经不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问题的时代，人们对《维特》的兴趣自然就会减弱。

  文学史上有些杰出的艺术典型，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歌德的维特，以及曹雪芹的贾宝玉等。它们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体现了一定时代、一定历史环境中广大读者的思想情绪和审美趣味。因此，曾经掀起过类似“维特热”的“堂吉诃德热”、“哈姆莱特热”和“贾宝玉热”。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时过境迁，它们就会变得不合时宜；或脱离此时的时代情绪，或不符此时的审美文化，读者对它们的审美趣味就会转移。的确，一些艺术典型，如我们以上所列举的，它们是人类的杰作，读者对它们的审美趣味会持续很久很久；但是，它们同样会在读者心目中有衰老和死亡的一天。事实说明，今天有些艺术典型虽然依然存在，但它们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美的遗迹，作为古文明的标志，而不是作为美的现实而存在着。

  “维特热”的兴起与消退给我们的启示是：读者（观众）不可能对一部艺术品的审美趣味久兴不衰，并且代代相传。就象人们对服饰的审美趣味--样，此一时彼一时，时兴是有时间性的。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审美趣味的更迭和转移更为频繁。从艺术接受的角度考察，世上没有什么永恒魅力的艺术品。一些所谓具有永恒魅力的作品，若作进一步观察，其魅力也不是绝对守恒的。以最受世人崇拜的古代雕塑维纳斯为例，姑且不说中世纪的基督徙们把它看作是可恶的女妖；即使后来，经过了文艺复兴，它恢复了艺术魅力，但它的美学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观众对它的审美趣味也已改变了角度。古代，维纳斯是作为春之神、爱之神、美之神受人顶礼膜拜，可是到了近代它却变成了白种女性外形的理想供人欣赏。今天的维纳斯更多的是作为人类童年所遗留的艺术财富受人崇拜，而不尽是因为它完全符合当代人的审美趣味。同样，被认为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莎士比亚戏剧，也逃脱不了这种历史命运，事实上这位大师的大部分戏剧已经失去今天观众的喜欢，深受欢迎的已经寥寥无几。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得很清楚：“莎士比亚的历史剧里有许多东西对于我们是生疏的，不能引起多大兴趣的。”¹⁸ 美藉华裔学者杨世彭教授在1986年北京莎士比亚讨论会上也说，当代人对莎剧不理解，感兴趣的不多。他惊呼：“莎剧面临着现代化的问题。”

  是的，有些古代艺术品，至今仍然令人赞叹。这是因为它们的包容性大，它们自身所包容的美学因素能与新时期的美学观点相融合，甚至能与新的美学观点重新组合，以致使自己死而复生。例如我国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它们原先显然仅是作为体现宗教佛像的一种形象而存在，但它们飘逸的舞姿、流动的线条、明丽的色彩、令人遐想的凌空飞驰的气貌、跳动着韵律节奏的神情体态，却使它们从特定的历史背景，特定的内容规范，特定的宗教意蕴中挣脱出来走向现代，与当今流行的流线型、节奏感、飘逸形体等审美趣味合二为一，于是又再生出艺术生命。但是，这显然是在旧形体中注入了新的，当代的审美趣味，而不是原封不动的周而复始的循环。

  “维特热”的兴起和消退还说明了，文学接受中审美趣味的转移是一种正常现象。一些红极一时的作品，一旦受到冷落并不奇怪。我们不能把这种现象看作是读者欣赏水平倒退的表现。黑格尔曾经奉劝那些“碰见听众对一些名著感到厌倦，就骂他们趣味低劣”的批评家，“用不着那样趾高气扬”。他认为，对艺术品直接欣赏的不仅限于专家学者，人数更多的却是广大听众。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审美趣味的更迭和转移是一种好现象。它在客观上能够促进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进步，它能给作家反馈社会信息，促进作品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因而，越是现代社会，这种审美趣味的更迭和转移就越加频繁和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