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与海》和《一个人的遭遇》比较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和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同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珍品。这两部作品都是从哲学的高度,直接对人的命运,人类的生存意义进行独特的表现。它们包含着作者饱经沧桑的人生体验和生存意识,融汇了作者对生活的审美观照和审美情趣, 给人一种哲学诗化的美感。

  《老人与海》和《一个人的遭遇》在艺术构思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都通过叙述一个具体人的遭遇,揭示“人的命运”,为了深化主题,作品情节简单,人物有限,而把笔力集中于塑造一个硬汉的形象;又都写了一位可爱的小孩,以示人类历史的延续。这些共同性构成了它们间的可比性。但是,由于两位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不同,哲学观和艺术观不同,又是从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层次去考察人的命运;因此两部作品在基调和风格上迥然不同。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将它们加以对比,以见其异;加以类比,以认其同;并探求这些现象产生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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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引起强烈的恐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人的命运”问题。一时间,文学作品充满了忧患 意识和生存危机感。《老人与海》和《一个人的遭遇》,就是这类作品的杰出代表。浩瀚无垠的大海,衰老孤独的老人;一片汪洋,一叶孤舟颠簸于海天之间,搏斗于惊涛骇浪之中。这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交锋!一边是坚强不屈的意志,一边是消耗不尽的能力。过去的84天,都是空船而归;而终于在第85天里,在远远的海上,他幸运地钩住了一条大鱼。而当老人胜利返航之际,一群鲨鱼无情地吞噬掉他全部的战胜品,又是一次空空而归。……这就是海明威描绘的一个人的遭遇。

  肖洛霍夫则通过描写一个普通人,“被空前强烈的战争风暴”连根摧毁的不幸遭遇,展示了一幅人生的画卷。他的一生是一环接一环的波折和灾难。从童年起,“就目睹人生的忧患”。由于战争,他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饱尝过法西斯集中营的恐怖,生命常常只系一发之间。战争夺去了他一家人的生命,留下他孤苦零丁。从他的遭遇中,人们看到一个充满苦难和不幸的人生,一个饱受玫击、备受“非人折磨”的人生。然而,这一切他都经受住了,并领养了一个也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孤儿,重新踏上坎坷的生活旅途,迎接命运的严峻考验。

  桑提亚哥和索科洛夫,是这两位艺术大师塑造的,在不同时空下的硬汉形象。这两个人物身上熔铸着两位作者不同的性格、哲学观念和人生经历。两个人的遭遇,是两位作者描绘的人的命运象征图式。

  老渔夫桑提亚哥,虽然年老、赢弱,但却是一条真正的硬汉。他每天照例要到“远远的海上”去打鱼,打鱼似乎是命定要履行的任务。84天过去了,没有打到鱼;这虽然在他自信心上投下了一点阴影——“我不再有好运了”;但是,他立刻否定了这种想法:“可是谁知道呢?也许今天就要走运。每一天是新的一天啊”。老人已经“证明了一千次都落空,现在又要去证明了。每一次都是一个新的开端,他决不去回想过去他这样做的时候。”他终于成功地钓到一条大鱼。两天两夜,他独自一人与鱼——追捕者与被追捕者间,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搏斗;“总得有一个要达到目的,或者,两个都死。”老人呼喊道:“来,把我弄死吧;管他谁弄死谁。”老人的意志、毅力和手段总算高过鱼,终于把它弄死。难道人生博斗有个止境?返航时,一群鲨鱼围了上来,把它洗劫一空,而老人只有在内心里叫喊:“跟它们斗!”“我要跟它们斗到死。”这一次老人又是空空而归。然而,这位硬汉明天还要到远远的海上去,他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命运。

  在老渔夫,实际上是海明威的生存意识中,“人不是生来要被打垮的。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就是打不败。”1人生并不只是一种选择,然而桑提亚哥却选择了:直面人生,既不抱怨,也不气馁,永远高傲地,竭尽全力地去迎接一切灾难和死亡,以便在这种永不停息的积极行动中,显示出生命的伟大与永恒,展示出人的高贵与尊严。桑提亚哥肉体上是个赢弱的老人,精神上却是坚强的硬汉。他在大海上的搏斗,从暂时来说,胜利了;最终,又失败了。这就是他深沉、坚韧的悲剧性的一生。

  《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生存意识的外化,也是他所置身的现实世界的写照。在海明威看来,人生就象浩瀚无垠的大海,变幻莫测。老渔夫既是饱经沧桑的作者自己,又是作者意识中的人;他在宇宙的深处,在人生的海洋中,进行着一场永无止境的生存竞争,一场残酷的搏斗。人被放置到这个世界,就意味着无法逃避宇宙规律的支配。在作者的人生体验中,这场战斗,人是多么孤独!狂风、暴雨、惊涛、恶浪、鲨鱼结成了一群同谋者,故意与人作对;周围充满了莫名其妙的野蛮的一致性,到处都是敌对、异己的力量。从老人无数次内心的呼号:“要是孩子在身边多好”,可以看出他是何等的孤独!海明威通过老人击败马林鱼的胜利,但最终又被鲨鱼吃光这件事,企图象征性地说明:人的命运是永恒不变的悲剧。桑提亚哥老人仅是精神上胜利。他的胜利只体现在他行动拼搏的激情上,只体现在他己经证明了一千次都落空,现在还要去证明这个行动本身上。事实上,他是被打败了,而且今后谁也无法相信:这位身衰力竭的老人,能够战胜奔腾不息的大海。海明威认为,人生是一场打不蠃的战争,就象老人那张“用好多面粉袋补过的旧帆,看上去象一面永远失败的旗帜。”苏联评论家卡希金认为,作为迷惘一代的代表的海明威,就因迷失于他的“悲观主义的死胡同里”。2在海明威的笔下,那些被战争和苦难压垮的人,大都是麻木、迷惘和悲观的。尽管他仍然有一定的精神追求,而这种追求是一种在深沉的迷惘中,在巨大的悲哀中的追求,是一种面对死亡和失败的追求,虽然这种追求同样是顽强的、执着的,但缺乏鼓舞人心的力量。

  安德烈·索科洛夫是另一种时空下的硬汉。这个被灾难压得“背有点驼”的高个子男人,目光里充满着战争给他生活造成的,永远无法治愈的创伤。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全家饿死,剩下他一人,孤苦零丁。经过苦心经营,总算有个幸福的家;二次大战爆发,使这一切毁于倾刻之间。“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压得眼睛都离不开地面。”在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等到恢复知觉,已经无可奈何地当上了俘虏。在集中营里,受尽苦难,“眼看连自己的骨头都要支撑不住了。”九死一生,第二次逃跑终于成功;然而又获悉老婆、女儿和小儿子全都被敌机炸死了。这是一个怎样的人生!?但是命运还不就此罢休。在欢庆胜利的前夕,他那当炮兵大尉的大儿子阿拿多里又在炮位上牺牲了。他以断裂的心,在异国的土地上埋葬了自己最后的一丝欢乐和希望。命运压得这个铮铮铁汉的心收缩、绞痛得那么厉害,几乎要立即换过一个活塞,才能重新运转。这位从来不叹一口气的硬汉,居然“夜里醒来,整个枕头总是给泪水浸透”。但是,这个俄罗斯人,却经受住了这一切,并领养了一个也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孤儿,把一切爱都倾注于他的身上。肖洛霍夫笔下的索科洛夫可不是一个失败者的形象。是的,他没有力量改变自己“被摧残的命运”,不能使自己死气沉沉的眼晴获得新生命。他无法使自己忘记不幸的遭遇和可怕的损失;但是,他经受住了这一切。灾难使他伤心,但没有使他屈服;不幸使他痛苦,但无法使他改变信念。他咬着牙,经受住不幸的命运,并以硬汉精神战而胜之,高踞其上。用索科洛夫自己的话形容:“这一次死神又从我身边蹓走,只不过使我出了一身冷汗……”。当一个人已经到了苦难深渊的最边缘上,是什么力量拉住他,使他不仅能摆脱完全的绝望和精神的空虚,而且又能使生活充满新的内容和意义呢?作者给我们的回答是:未来战胜了死亡,爱战胜了个人悲剧。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留下的精神财當。

  《老人与海》和《一个人的遭遇》,不约而同都塑造了一个小孩——曼诺林和凡尼亚。这两个小家伙笔墨不多,但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作者在极有限的人物中,选中两个小孩,显然是有象征意蕴的:他们是人类的未来,生命延续的维系物,也是两位硬汉不向命运低头的力量源泉。有了他们,生活中才会有痛苦和欢乐,灾难和希望。饱尝痛苦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们。桑提亚哥在与命运搏斗中,几次想到小孩;“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索科洛夫死里逃生之后,看到睡在他胳肢窝下的小孩,心里快乐极了。曼诺林和桑提亚哥,凡尼亚和索科洛夫,其实就是战争和春天,死亡和未来的体现,是人类命运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会生生息息,延绵不绝。

  人的命运问题,多少年来,争论不休。早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天帝和魔鬼靡非斯特就争论过。天帝认为,尽管人在前进道路上会有艰难困苦,有时还会陷入迷途,但他坚信人是有远大前途的。与其相反,魔鬼靡非斯特则认为,人是情欲可怜的奴隶,人无法克制自己,只能困惑终生,永远受苦。他们把赌注押在浮士德身上。而作为一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歌德毕竟让浮士德胜利了。他描写浮士徳通过不懈的追求,终于达到了灵的境界。这是因为人有自强不息,永不满足的追求精神,百折不挠,不怕挫折的意志,还有不断自我否定,革新洗面的勇气。海明威和肖洛霍夫对人的命运的看法,似乎是这场永无休止的争论在新时期的继续。他们都以一个具体人——桑提亚哥和索科洛夫的遭遇为例证,阐述他们对人的命运的看法。海明威认为,人生是一场打不贏的仗;不管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反正少不了一个“败”字。在海明威的生存意识中,人有时也会胜利,但这是偶然的、暂时性的,而失败才是永恒的。人生之所以是一场败仗,这是人的命运本身决定的,是宿命力量重压的结果。他认定,在人生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说明,被改善或挽救,也不能真正提出问题和解决什么问题。在命运面前,人只有愤怒和死亡,“或伤心无力地在人生的藩篱上观望.”

  既然人生是一场无望的战斗,那么为什么海明威还主张追求,而且要顽强地、不屈地追求,甚至要与之拼搏呢?他的回答是:“这是人的使命,这是人不同于其它动物的标志”。我们看到了老人的追求,也听到了他内心的呼喊:“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可就是打不败他。”海明威的确深刻地揭示了人的这种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伹是,使人感到矛盾的是,海明威认为这种拼死的追求,只是行动的拼死激情,只是一种生理上的需要,在它的背后看不出任何的意义和理由。海明威认为,诚然人生是一出悲剧,那就把它当作悲剧来演,不过要演得轰轰烈烈、威武雄壮。在人生的舞台上,海明威的确很勇敢。他曾引用莎士比亚的一句台词表明自己的心态:“说实话,我一点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们都欠上帝一条命;不管怎样,反正今年死了的,明年就不会再死。”3他认为即便自杀也不失为一种无可奈何的斗争手段。“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斗争”。《老人与海》明显地表明了作者的这种思想。只要看看这本书的名称——《老人与海》:博大、深邃、凶悍而且神秘莫测的大海,与孱弱、渺小、驾着孤舟的老人,就说明了这个问題。这种鲜明的对比,巧妙的排列组合,构成了孤独形象的画面,就象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图。标题本身就是一种深刻孤独感的诗化;加上老人反反复复在心灵中呼喊:“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真是给人心灵以颤抖。难怪苏联学者卡希金评论说:海明威“把生活本身引向一个孤独老人的狭小、直觉的视野中去”。2此外,海明威还在超时空下,描写桑提亚哥老人的遭遇。作者把老人与周围世界分离,特别是把他同人际关系隔离,拒绝把他的问题与他人的问题联系起来写。虽然《老人与海》包含了“海上的一切风”,但却缺乏“历史上一切风”的感觉。海明威这样把人抽象出来写的目的,一方面是想从人生终极的层次来思考人的命运问题,另一方面是企图用超时空的一般性主题来回避战后的痛苦和矛盾。

  从对比中看出,肖洛霍夫与海明威不同,他通过索科洛头的遭遇,对人的命运提出自己的看法:人生的道路的确充满了苦难和不幸,正是因为人生有这么多的失败和挫折,所以才要奋起与之拼搏。肖洛霍夫认为:人的失败和不幸虽然不可避免,但它仅仅是暂时性的。“道路曲折,前途光明”,从最终来说,人是打不败的。几千年来,人类社会仍然喧闹不停,忙碌着生活和追求;这事实本身就说明:人的生命力,死亡是摧毁不了的。正因为如此,人类社会才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还将延续下去。从生活经历中,肖洛霍夫体验到:人的苦难和不幸不是命运本身造成的,更不是宿命力量的结果;它们是社会制度不合理所致。有帝国主义才会有法西斯,也才会发动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的战争。因而,他从人道主义出发,反対人压迫人的制度,主张惩罚坏人。

  尽管肖洛霍夫笔下的索科落夫,不比海明威笔下的桑提亚哥遭受的苦难少,但在前者的内心里,却没有一种孤独感。他面对命运时,感到痛苦和不幸,并不感到孤独。当他被俘虏时,在集中营里备尝“非人磨难”,甚至在他失去全部亲人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和人民,和祖国、社会相隔离;相反,时刻都得到了周围的战友和同志的关怀和同情;就连偶尔在渡口上,遇到的一位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他也能从那里得到真挚的友爱和同情。

  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也写追求和拼搏,但那是一种为了免遭苦难,面对未来的追求,是一种有明确目标的追求,是一种倾注了爱的追求。这种追求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

  肖洛翟夫总是把个人的命运和生活,同人民、国家、时代、历史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从不抽象地写人,而是把人物安排在人民活动的总背景下加以描写。他还善于通过个人同群众、个人同震荡生活的重大冲突中,表现人的命运。肖洛霍夫认为:“人类不是象飞出地球引力之外的宇航员那样,被分割成一个个失重状态下飘浮粒的单独的个人和个体。”他说:“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服从地球的法则。”4

  海明威和肖洛霍夫对人的命运的看法不相同,这是很自然的。海明威出生在美国,一生在竞争空前激烈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度过。童年时代,目睹世纪末的景象;青壮年时期,亲身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的苦难(第一次大战,身上中了237片炮弹片;第二次大战,头上缝了57针)。战后,他又面临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四伏,动荡不安的现实。海明威从厌恶战争到怀疑社会,以致“锻铸成--种痛苦到麻木的程度,除了个人感觉之外,別无可信的人生态度”。5纸醉金迷的美国,在海明威的眼里,“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他认为,美国一度是一个美好的国家,但是“我们已经把它搞得一身血腥臭味”。于是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斗牛、青山和大海。甚至大海也被大量的废物(历史的残迹)所污染。他写道:“我们胜利的棕榈叶,我们发现的废灯泡,和我们爱情的空避孕套,都毫无意义地随着独一无二的、永存的东西——潮流,漂浮而去。”5海明威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个散发着臭气的烂泥坑,在这个社会里,人的天生感情也会变得腐烂。海明威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弊病,但又不能找到一条现实的出路。尽管他在作品中对资本主义现实表示不满,还对它的社会秩序提出抗议;但是他的抗议往往揭示不出什么前景,因而仍然是无效的,只不过加重了作品的悲观主义情调而已。

  西方现代哲学的复盖面很广,它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海明威的思想明显地受到叔本华、尼采、以及萨特等人哲学思想的影响。

  叔本华的“人生即是痛苦”的哲学命题,在海明威的一些作品中,得到了形象化的体现。例如:叔木华认为“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他能知无限,追求永恒;人作为有限的生物,他又是必死的,这种难堪的矛盾只在人身上才存在。因此,作为个体存在的人有其本质的悲剧性质。叔本华曾作过比喻:人生如同怒海行舟,千方百计地避开暗礁和旋涡,但到头来,却走向必不可免的船沉海底。《老人与海》虽是海明威力度很大的作品,但它仍然带着叔本华哲学思想的浓厚色彩。人们在桑提亚哥老人归航的途中,在他小船的破帆上,看到了叔本华哲学思想的影子。老人的精力显然是一种枉费心机的精力;他的刚强有力,何曾不是一种令人绝望的刚强有力呢?但必须看到,叔本华的悲观是完全出世的,而海明威的悲观却是出世复入世的,因而他的失望又往往是结合在一种一往无前的勇敢之中。

  人是什么?这是一个可以从不同层次上去回答的问题。尼采从宇宙的高层俯视人,他断然拒绝人是宇宙的中心的提法。尼采认为:在世界上,一小滴生命对于生灭不已的汪洋大海的全部性质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地球上的生命是稍纵即逝的,偶然的,是无结果的例外”,人是“渺小的昙花一现的物种”。7尼采的这些思想,在《老人与海》中也能找到踪迹。作品的构思就是立意于:“一小滴生命对于生灭不已的汪洋大海是无结果的……”。甚至可以说,在海明威的硬汉身上,也可以找到尼采“超人”的一些品质。

  存在主义的一些哲学观念,如:“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无缘无故地来到世上,无力地苟延时日,偶然地死去”。人是抛弃在这荒诞世界里的,“脆弱的东西”,“孤独软弱,虚无毎一瞬间都在袭击他”。人在这个世界里只感到孤独、格格不入,简直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等等。7这些思想在桑提亚哥老人的心灵里得到了共鸣:他似乎就是无故被抛到这个世界上的一粒砂子,孤独无援,虚无无时不在袭击着他。

  海明威对人的命运的看法,是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的。但这是历史的局限,他无法例外。

  肖洛霍夫生于1905年,比海明威小6岁。他在一篇自传性的短文中写道:“从1920年起, 我在顿河草原上东奔西颠,到处漂泊”。9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肖洛霍夫作为《真理报》和《红星报》的战地记者身份参加卫国战争,目睹了德国法西斯惨绝人寰的种种罪行。战后,他一直忙于苏联文学艺术的建设工作。相对而言,肖洛霍夫的经历比海明威要简单。他生长在苏联,长期生活在自己的故乡维申斯卡亚村。苏联的物质生活虽不如西方,但没有那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你死我活、空前激烈的生存竞争;没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感和孑然一身的孤独感。肖洛霍夫在苏联又拥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他是最高苏维埃代表,5枚列宁勋章获得者,科学院院士,克里姆林宫的座上客;在文学界,只有高尔基的地位才可与其媲美。处于这样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地位,他不会有海明威的那种生活感受和体验。

  1930年,他参加了苏联共产党,成为一名文艺界的老布尔什维克。他接受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他的哲学观决定了他思想中的人民性。肖洛霍夫从不认为自己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可以凌驾于各种敌对势力搏斗之上,而对人间的疾苦漠不关心”。相反,他忠实地为人民写作,勇敢地反映他们的痛苦和愿望。他在人民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因为他不屈服于强权,有骨气和有独立见解。在他那支平静而客观的笔下,很少有那些甜甜蜜蜜的谀词和华丽词藻堆积起来的海市蜃楼。他对苏联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对那些脑满肠肥的文学官僚,常常是直言不讳,毫不吞吞吐吐的。他一直在努力恢复文学的使命和尊严。他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说:“我愿我的书能帮助人们变得更好些,心灵更纯洁,唤起对人的爱,唤起积极的人道主义和人类进步的理想而斗争的意向。”8苏联评论家尼·马斯林认为:“肖洛霍夫是一位多方面地熟悉人同社会环境之间的那种‘微妙联系’的艺术家。他接近劳动群众,接近具有各不相同和有时是复杂的个人遭遇的人们。”10正因如此,他的作品得到全世界的肯定。

  主题的深刻、情节的单纯和人物有限,是《老人与海》和《一个人的遭遇》在艺术特色上的共同点。但两位作家,一位生在美国,一位长在苏联,他们毕竟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艺术环境中,因而两部作品艺术风格迥然不同。

  海明威的创作生涯开始于本世纪20年代,正逢后期象征主义流派在欧美盛行时期。象征主义者认为,现实社会充斥了丑恶和腐败的现象,人们的精神状态处于极端空虚和寂寞之中,为了在无边的苦难里寻找寄托精神的绿洲,他们登上了“纯艺术”的方舟,就象波德莱尔所说,借助艺术之力,造出一个“人工天堂”。一时间,象征主义思潮成为欧美文坛的一种时髦。象征主义,在创作上强调用象征方法,暗示作品的主题和事物发展,表达作者隐蔽的思绪和人生抽象的哲理。他们的意旨是,把人们的视线从外部物质世界引向内部精神世界。海明威显然是受象征主义的影响,并且在作品中娴熟地运用了这种艺术手法。美国记者乔治·普林浦敦在访问海明威时,曾经直接了当地问:“你承认你的小说中有象征主义手法吗?”海明威明确地回答:“我想是有象征手法……”。6

  《老人与海》是作者运用象征手法最成功的作品。从小说标题起,到人物、情节,甚至细节描写,都不同程度地含有象征意蕴。大海显然是象征人生海洋,古巴老渔夫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为生存而斗争的人类。日本评论家庆一原田认为,作品中的鲨鱼是“时间”的象征。他指出:“它们是吞噬一切的时间的化身”,“没有东西能抵御它的镰刀”。此外,如:“面粉袋补过的旧帆”、“小孩”、“巨大而美丽的马林鱼”,以及老人的一些行为等等,都充满着象征的意义。但必须看到,海明威不是象征派作家;他仅限于运用一些象征手法,为了使自己作品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而已。海明威在《老人与海》中,还成功地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桑提亚哥老人在海上飘泊两天两夜;这段时间,作者大量地运用意识流来表现老人的心态。如:老头儿在黑暗里感觉到早晨快来到,他一面摇桨,一面听到飞鱼出水时的颤声。于是他从飞鱼想到黑色海燕:“鸟儿的日子过得比我们还要苦,除非是鹰鹫和那些强大的鸟儿。为什么海洋有时候这样残忍,而象海燕一类的鸟儿都给弄得那么软弱、纤细呢?……”1老人就是这样不停地让自己的意识无边际地流动,海阔天空;而作者不仅颠倒了事物的自然时序,而且还频繁地变换叙述和描写的角度,依靠自由联想,真实地再现了老渔夫复杂、变化的心态。

  海明威不完全是现代派作家,他是一位承先启后的中介人物。他的创作方法既继承了马克·吐温等人的现实主义传统,又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新方法。同时,他在继承、借鉴的基础上,进行了革新,形成了海明威式的独特风格。这种独特风格,在《老人与海》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首先,这位号称手提板斧的大师,对《老人与海》的原稿进行了两百多次的校阅,砍伐掉了所有的冗言赘语,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议论的部分,剪去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他孜孜以求的是,“眼睛和对象,对象与读者之间能够直接相通并产生光鲜如画的美感的东西”。海明威把创作比喻为冰山,他说:“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见之笔端虽只有八分之一,而读者强烈感到这八分之一背后的分量。”12

  其次,海明威在塑造老人桑提亚哥时,很少使用描写手法,更少使用形容词,特别是华丽的词藻;而尽量代之以直接了当的叙述和生动鲜明的对话。《老人与海》对话极少,而在这极有限的对话中,作者同样运用一些句式简短、语汇准确易懂,如打电报式的语言12。海明威这种简洁凝炼的对话,把人物的行动、心理活动,一目了然地摆在读者的眼前,使读者有亲身在旁听到之感。

  再次,他在《老人与海》中表现的那种粗犷、简洁的画面,含蓄、凝炼的意境,犹如一幅水墨山水画,读后使人心旷神怡,美不胜收。

  肖洛霍夫的艺术风格大大不同于海明威。他继承了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传统。作者在《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所表现的广阔生活画面,史诗般的结构,以及人物心理的刻划,不由使人想起了《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许多方面成功地仿效了托尔斯泰的艺术手法。如他把传记与历史、战争场面与家庭琐事、群众运动和个人感情的波动交织在一起描写,这显然是师承这位前辈的。

  从《静静的顿河》到《一个人的遭遇》,对肖洛霍夫来说,是艺术风格上的重大突破。作者一反过去,改变了那种庞杂的、史诗式的结构,代之以单纯的结构、深刻的主题、简捷明畅的情节和真切富有诗意的文笔,更添那一层淡淡的哀伤,朦胧的意境,一扫苏联文坛上那千篇一律、单调沉闷的文风。作品发表后,引起世界的瞩目。当时远在古巴的海明威,读到作品之后,立即打电报给肖洛霍夫,表示衷心的祝贺和赞扬。

  首先,这篇短小的作品在美学上极为充实:涵义深、容量大、结构精巧、音调丰富。它以短篇形式表现了史诗性的主题,是一座俄式冰山。有的批评家认为,这部篇幅有限的小说,“较之许多大部头的作品尤为珍贵”。小说结抅精巧:以极自然的引子开始,又以几句含意很深的话作结。作品的主体部分是索科洛夫的自叙,这部分明显地与作者引子和结束语划分开来,象一幅油画镶嵌在一个精巧的画框中。三部分和谐、完整,分配比例准确,线条干净利落。

  其次,作品的人物形象塑造,是通过二个叙述者,从不同角度叙述,互为补充完成的。主人公的遭遇、经历——构成情节的主要部分,这是由主人公自我叙述展现出来的,按时间顺序逐次进行。作品中的景物,主人公的外貌、面部表情、手势、动作的描述,主要由作者完成。作者叙述惜墨如金,对人物的肖像描写,只有“背有些驼的高个子”,“嗓音低沉” 等寥寥几笔;而对那些与主人公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细节,则倍加重视。这种叙述达到了象外之意,言外之音的艺术效果。

  再次,肖洛霍夫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思想。索科洛夫在俘虏营里和警卫队长摩勒的一场对话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一方是法西斯的阴险无耻,一方是索科洛夫的视死如归。一方是傲慢自负,笑里藏刀;一方是从容不迫,蔑视敌人。作者通过对话把各自的性格、思想表现得非常鮮明。此外,肖洛霍夫语言中的幽默感,也是他的风格之一。在《一个人的逍遇》中,处处都有这种幽默惑。如:“这一次,死神又从我身边蹓走了,只不过使我出了一身冷汗。”又如:“带着这种客人真倒霉”,“嘿,要迁就这种步兵真伤脑筋,原来只要一步,现在要三步。可这样他也跟不上我,好比乌龟眼不上马……。”肖洛霍夫这种幽默后面,深藏着作家对人的命运的乐观精神。小说对景物的描写,前后加在一起不到百把字,但画面清晰,有声有色,读者似乎能闻到顿河上传来的气息,听到草原上小河冲破冰层,淙淙的流水声。

  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大师的肖洛霍夫,在艺术风格上与海明威显然不同。前者重写实、重再现,后者重象征、重表现;前者细腻、风趣,后者简练、粗犷。如果说肖洛霍夫的作品象一幅精美的水彩画,那海明威的作品就象一幅粗犷的水墨画。它们同属人类艺术宝库中的珍品。

  《老人与海》和《一个人的遭遇》是两曲美妙的人生之歌。尽管曲调不同,但都能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无穷的思考。

注:

1. 《老人与海》. 商务印书馆, 1963
2. 《海明威在俄国》.(美)德明·布明. 董衡巽. 海明威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第154页
3. 《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 《海明威短篇小说集》. 第223页
4. 《肖洛霍夫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肖洛霍夫研究[M].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 (Eds.). 1982. 第457页
5. 董衡巽. 海明威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前言
6. 《海明威访问记》. 董衡巽. 海明威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第57页
7. 《西方现代哲学与文艺思潮》(叔本华、尼采、萨特部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8. 《肖洛霍夫在诺贝尔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肖洛霍夫研究[M].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 (Eds.). 1982. 第457页
9. 《肖洛霍夫自传》. 肖洛霍夫研究[M].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 (Eds.). 1982. 第456页
10. 《肖洛霍夫》. 马林斯. 《苏联文学史》
11. 《生活——真理的源泉》 . 肖洛霍夫研究[M].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 (Eds.). 1982. 第444页
12. 董衡巽. 海明威谈创作[M]. 三联书店,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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