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肖洛霍夫创作特色

  无论进行怎样的排列组合，不久前逝世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都应该名列二十世纪世界最杰出的作家之中。很少作家能象他一样，既得到五枚列宁勋章，同时又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和他的荣誉成正比，肖洛霍夫留下的文学遗产也异常丰富。当今，研究肖洛霍夫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了一门专门性的学问。因此，认真研究肖洛霍夫的文学遗产，对他的创作思想、艺术特色，做有说服力的分析和实事求是评论，成为了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

  自从高尔基以他的《母亲》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以来，苏联许多优秀作家，如绥拉菲摩继奇、法捷耶夫、奧斯特洛夫斯基等，都以自己的创造实践丰富了这一文学传统；肖洛霍夫则在这基础上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辟了一条更加广阔的道路。肖洛霍夫在苏联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他的作品无论从反映现实的角度，还是从创作思想、艺术手法，乃至语言风格方面来看，都与苏联其它作家的作品，如《恰巴耶夫》、《铁流》、《毁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迥然不同。本文想就肖洛霍夫现实主义创作特色作些粗略的分析。

(一)

  肖洛霍夫现实主义创作的本质特征是真实。他的这种真实被评论家称为“严酷的真实”。他厌恶对现实作理想化的描写，而坚定地遵循着严峻的生活真实。作家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谈到对文学艺术实质和使命的理解：“跟读者讲实话，把真理告诉人们——即使真理有时会显得严酷无情，但真理是勇敢的。”¹因此，他给自己的任务是，真实地揭示现实生活的各种矛盾，揭示它的复杂性多面性。

  肖洛霍夫初登文坛时写的作品——《顿河的故事》，就和那种表面上华丽，读起来甜滋滋的小说截然不同。他反对缺乏生活真实的杜撰，讽刺说：“按照他们描写，仿佛在顿河和库班地区的草原上，红军战士死去时，口上总是说着豪言壮语。”²他反对在作品中象回答三岁小孩似的回答读者“这是好人，这是坏人”。作家认为，美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主观的范畴；因此对先进人物的描写不需要“高”，不需要超凡入圣，不需要假浪漫主义的装腔作势。他从不人为地拔高一些人，贬低一些人，他十分理解：“人是一件十分微妙而又复杂的东西”，“对人可不能粗心大意”。肖的这些艺术主张，充分地表现在他对人物的处理上。

  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共产党员的形象。达维多夫、纳吉尔诺夫、拉兹麦特诺夫……他们都是共党员，然而他们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作家对共产党员的描写没有停留在表面上的轰轰烈烈业绩上，也没有千篇一律地描绘他们时兴的美德，而是把笔伸向人物内心深处，描绘他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村苏维埃主席拉兹麦特诺夫，一个平凡的、“彻底尘世的”、做了许多蠢事、犯了许多错误的人。就是这个平凡的人，有着无比丰富的内心世界。肖别出心裁地通过描写一对鸽子故事，来揭示这位平凡人心灵的“世俗美”：“母鸽匆匆地换动两只漂亮的小脚，公鸽跟在它的后面一跳一跳前进，转动身子、点着头，拼命地咕咕叫着……。”鸽子的爱情之歌以惊人的力量在拉兹麦特诺夫的心中激起反响：“二十年前，他还是个小伙子，也象这只公鸽一样年轻英俊，也曾经这样在爱人的周围转来转去，可是后来——结婚、服役、战争……”当回忆到老婆和孩子时他忧郁地想：“活着的时候我难得看见你们，我的亲人呵，如今又难得去探望……”于是他受到爱情无声的召唤，来到亲人的墓地前。“在这阳光灿灿生气蓬勃的春日，安德烈到这儿来干什么呀？他交叉起又短又粗的手指，咬咬牙齿，咪缝眼睛望着雾气腾腾的地平线的边缘，是不是想在谜蒙的幻景中寻找他那难忘的青春和短暂的幸福？也许是这样吧，因为逝去的，衷心宝贵的往事，在墓地上或者失眠之夜无声的黑暗中，总是看得最清楚……。”就是这个平凡的人，经过难以想像的磨难、损失、痛苦之后，心还没有变冷酷，没有失掉善良、失掉爱抚的感情。他对亡妻的爱，对亡子的怀念，都化作了对人民的爱，对周围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经过作者这样深入的揭示，这位共产党员、村苏维埃主席为什么大事小事都那么严肃认真，为什么处处都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就不难理解了。肖洛霍夫十分清楚，在严酷的阶级斗争中，相互间的残酷是免不了的，但是对敌人的仇恨，并没有使他小说中的人物失去作为人而存在的多方面的独特性。同时，作家在表现某些新社会优秀分子的成就和高贵品质时，并不一笔抹杀掉他的错误和缺点，以及作为人的许多弱点。作家对共产党员、村党支部书记纳吉尔诺夫的刻画就是这样：纳吉尔诺夫童年起就对私有制深恶痛绝，但是他对私有制的强烈痛恨是带有自发反抗性质的。尽管他口头上离不开“马恩”的词句，但对阶级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却缺乏认识。因此，他一方面怀疑一切人，另一方面又象小孩一样轻信。他总好象在“患热病的梦中过生活”，总感到世界是处在大灾难、大动荡之中。他眼中所看到的始终是国内战争期间，在世界各地燃烧起来的革命火焰。他整天象苦行僧那样板着面孔，愁屑不展；在他的生活中，动机和效果，崇高的人道主义目标和达到它们的方法之间常常发生悲剧性的脱节。尽管他的一生对党忠心耿耿，但作者没有放过他性格中使人感到疏远和厌恶的东西。

  在描写阶级敌人时，肖洛霍夫同样没忽略真实性，他不仅表现反动势力在道德上的堕落及其被消灭的过程；而且还表现他们开展破坏活动中的某些暂时得逞，如象鲁基奇、奥斯特洛夫诺夫、罗夫采夫等人在挑拨党和哥萨克的关系上，在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得手。肖洛霍夫在表现敌人时，不排除他们也有人的自然行为、也有感情和眷恋；但他让读者在自然、人性之外更看到敌人的畸形的残忍感情以及道德上的堕落。作家谈起苏联文学如何表现敌人的问题时批评说：“我们表现敌人象宣传画一样，很原始，这就解除了读者的武装。”1943年，卫国战争开始不久，作家针对当时报纸的情况发表过这样的看法，认为大可不必“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打死德国人!”他说：“不这样我们也已经把他们收拾掉，我这样说是出于对人类的责任感。”

  肖洛霍夫这种“严酷的真实”在《静静的顿河》中表现得更为充分。作品揭示了，一百多年传统的生产方式，把哥萨克人牢牢地禁锢在种族偏见之中。这种“哥萨克荣誉感”和偏见，是造成这次暴动的远因；而十月革命初期对哥萨克中农的错误政策和过左行为是促使这次暴动发生的近因。作者毫不含糊地表现了这段历史的真实。1931年，作者给高尔基的信中谈到这一点，他是为了表现损害哥萨克中农政策的错误，因为不表现这些反面的东西，就不能揭示暴动的真正原因。他写道：“我应该反映斗争哥萨克政策和欺压中农哥萨克的错误方面，不写这些就歪曲事实。就这样无缘无故地，不仅不会发生暴动，甚至连跳蚤也不会咬人。”³由于忠于现实，作家把误入歧途的哥萨克——葛利高里及其一家人摆到小说最主要的地位，原原本本地写，直到最后，他都没有加入革命队伍(因为没有人敢信任一个当过白匪军官的人)。当他回到故乡，站在自己家门口时，“太阳冷冷地照耀着他。”

  正因为这样，小说一问世，就遭到一些批评家连篇累牍批评，说他“诽谤苏维埃”、“自然主义”、“没有倾向性”和“缺乏党性”等等。这些非议显然是不正确的。

  第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继承了以往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其中当然也包括批判这个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高尔基也并不否定新文学包含着批判因素，他多次强调：“要批判地描写过去的残余。同时要帮助确定今天的革命成就，闸明社会主义未来的崇高目标。”⁵高尔基只强调有主次之分，并不象当时“拉普分子”所解释的那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只能肯定，不能批判。”《毁灭》的作者法捷耶夫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方面肯定新的社会现实和新的人物，同时却是一切现实主义中最富于批判性的现实主义。”他认为：“我们要改造整个世界，根除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或者人们意识里的资本主义残余，我们还要重新研究过去留下的全部巨大的遗产。这就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最富有批判性的现实主义。”他还指出：“不应该把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的正确论点教条化，因为如果把论点转化为教条，那么人们就写起甜甜蜜蜜的东西来。”⁶肖洛霍夫的现实主义正是这种带有批判性的现实主义。

  第二，肖洛霍夫的“严酷真实”与十九世纪一些资产阶级作家所提倡的“自然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就是与福楼拜所主张的那种“客观而无动于衷”的创作原则也有本质的区别。肖洛霍夫

  倾注在自己作品中的激情是处处可见的，无论是选材、情节构思、人物塑造，还是对话、景物描写都洋溢着作家对革命，对社会主义事业，对人类解放斗争无限热愛和充满信心的激情。在《静静的顿河》里，作家对葛利高里的精心刻划，不是“客观而无动于衷”，而是“客观而有动衷”。这个人物虽然一生象“冰窟里的粪一样漂呀漂”，始终处于动摇之中，但他对真理的追求却是坚贞不渝的。当他发觉真理在苏维埃一边，而不是在哥萨克一边时，就坚决回头，那怕付出生命的代价。肖洛霍夫之所以坚定不移地遵循严酷的真实，是因为他想告诉读者：新社会是在激烈残酷的斗争中诞生的，是在失败、挫折的曲折道路中前进的。

  第三，肖洛霍夫的“严酷真实”与倾向性是一致的。斯大林同志多次指出：“如果一个作家忠实地反映生活真实，他就必然会走向马克思主义。”他还说：“艺术家首先应该真实地表现生活。如果他正确地表现了我们的生活，他就不能不在其中发现和指出引导生活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⁷肖洛霍夫作品中的真实性和倾向性不但不矛盾，而且还是一致的：他的倾向性是建立在真实性的基础上的，他的真实性本身就是倾向性的一种表现。正因为作家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所以他才如实地描写了革命初期，由于过左的行动和错误的政策，“导致红军后方顿河地区许多乡村全民的暴动，导致南方战线的失败和邓尼金开始长期的进攻。”肖洛霍夫对顿河暴动起因的描写，尽管开始被误会，但后来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由此可见，肖洛霍夫的“严酷真实”是他党性立场的体现。正如他在第三次全苏作家大会上表明的一样：“我们人人都是遵照自己的心的指示写作的，而我们的心是属于党和人民的。”他还说：“我力求真实地表现生活。力求描写那些最使我激动的，对党、对人民来说最迫切的一切。”⁸ 可以说，肖洛霍夫作品中的真实，是作家站在党性立场上经过理解与思考后的真实艺术，这种真实就是党性和倾向性的体现。

(二)

  强烈的顿河气息和浓郁的哥萨克风情，是肖洛霍夫现实主义创作的又一特色。作家土生土长在顿河，呼吸着一望无际的顿河草原上的清新空气，沐浴在顿河炎热的阳光下，少年时代，他和哥萨克的同龄人一起，在尘土飞扬、杂草丛生的道路上游玩，在茫茫草原的小道上漫步歌唱。他在顿河上的卡尔诺夫斯克小学读过书，在卡尔金附近的村镇做过人口登记工作，参加过该镇的业余演出。后来，他在顿河粮食委员会采购办事处当过办事员，志愿参加过粮食征集队，在草原上和匪邦作过战。肖洛霍夫十八岁开始写作，写的是《顿河的故事》，带着浓烈的顿河气息走上文坛。史诗般的作品《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也是写发生在顿河的故事。就是卫国战争后写的《人的命运》也还没有离开顿河。作家曾经着重指出“我生在顿河、长在顿河、一直在那里读书，成人，成为一个作家，以至把我教养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热爱我的祖国，我还热爱我的故乡。”⁹肖洛霍夫的全部生活和文学活动和顿河分不开，他从顿河哥萨克的生活、风习中吸取了题材和形象。不平静的顿河成了作家的创作源泉。

  在《静静的顿河》里，草原上酷热灼人的太阳，静谧的、在霞光下泛着玫瑰色彩的哥萨克农舍，凌晨不透明的露珠，光脚板儿在湿草地上踏出的印迹，都被描写得十分动人。《被开垦的处女地》中，作家满怀激情地描述故乡的景色：冬天的风雪，夏天炙人的烈日，秋天的坏天气和春天欢乐的田野；草原上的气味、颜色、声音，就连那覆盖着积雪，冻僵了的处女地，以及春天里在农民们辛勤的耕作下，它们的苏醒过程，都一一跃然纸上。即使在以叙述“人的命运”为主题的短篇，照样能见到顿河的风光：冲破冰层向前奔流的河水，能用皮肤触及的“河里飘来的潮湿的水气”，“似有似无的香气的柔弱的清风”。肖洛霍夫笔下的草原那样的粗犷，不修边幅，和充满着原始性!……

  除了描写草原上谜人的景色外，作家还以老相识身份传神地描绘了顿河上的哥萨克人。可以说，很少作家象肖洛霍夫那样熟悉那些“难以驾驭的旧世纪的边民的子孙们。”作家在描绘和刻划那些体魄强健骠悍、勇敢豪放、热爱自由的哥萨克人时，几乎达到“纯真的程度”。哥萨克人的村庄、房舍、田畦、麦垛，他们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经济状况、性格特征，甚至日常生活：如怎么割麦、堆草、喜欢吃什么、用什么马具等等，作家都了如指掌，他如数家珍似地给读者讲述哥萨克人的许乡动人故事。小说中的那些场面：劳动场面、幽会场面、残杀场面，都被表现得栩栩如生，无怪乎，卢那察尔斯基在评论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时特别提到《静静的顿河》，说它“展示了顿河哥萨克生活的鲜明图画”，“这是真正的杰作。书中反映了整个无比丰富多采的黑土地带的生活……。”¹⁰那么逼真、那么细腻、那么动人心魄地给读者讲述哥萨克的那块天地里的风俗民情，讲述他们世世代代的生活、劳动和斗争，这在苏联文学史上是罕见的。

(三)

  “文学是人学”。但是，用什么观点从什么角度去观察人、描写人，分歧很大。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¹¹ 因此说，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特定的社会关系，离开人们的物质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去观察人、描写人，那么写出来的人只能是抽象的人、孤立的人。那些从“人”出发去看人的人，在他瞳仁中出现的人，必然是被抛弃在荒诞的世界里，孤独无援，软弱无力，根本没有力量去积极认识和改造现实的人。这样的人显然象“脆弱的东西，淹没在浩渺无垠的大千世界里。”

  对人的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肖洛霍夫现实主义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唯心主义者相反，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观察人、描写人，因此在他笔下的人，无一不是社会的人，无一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人。作者指出：“人类并不是象飞出地球引力之外的宇航员那祥，被分割成一个个在失重状态下飘浮着的单独的个人和个体。”¹ 他还认为艺术家应该非常熟悉人同社会环境间的那种微妙的联系，肖洛霍夫最喜爱的主题是“人的命运”、“人生的历程”。在《静静的顿河》里，他真实地描写了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波折的一生；在《人的命运》中，他又生动地叙述了安德烈·索科洛夫一生的遭遇。但是作者从来不抽象地谈论人性、人的尊严和价值，或总从“人”的角度出发去描写人，以至于把他描写成“无缘无故地来到世上”，“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恰恰相反，肖洛霍夫把单个的人同人民、国家、时代和历史紧密联结在一起写。他力图表现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这个必然性中的作用。印度作家穆·安纳德形容他的小说“象顿河的流水一样，历史事件以自己的激流载负着书中的人物顺流而下。”

  肖洛霍夫不是为了表现“人的命运”而写《人的命运》的；他是想通过写人们的命运(葛利高利的命运、索科洛夫的命运)，来反映历史决定性的过程和变化。作者创作《静静的顿河》的主要意图，显然是想通过描写葛利高里及其一家人的历史命运，来表现战争和革命在哥萨克人的生活和心理上所引起的巨大变化。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没有孤立地写葛利高里的悲剧命运，而是把他一生的波折放到巨大事件的旋涡中去表现，把他曲折的生活道路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同人民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加以描写。这样自然就更加深刻地揭示了哥萨克人在战争和革命时期，怎样痛苦地摆脱几百年来禁锢着他们的“哥萨克荣誉”的偏见，摆脱各种旧意识观念形成的沉重的精神枷锁，走向新生活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拿葛利高里这个人物来说，虽然他直接来源于生活；但是，第一，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集中了作品的主要历史冲突和思想冲突，而这些冲突又把它同周围人以及复杂的生活现实联结在一起。因此，从他身上就可以看出历史的进程。第二，作者通过描写这个人物与周围人的矛盾和冲突(与布尔什维克和倾向革命的哥萨克以及与白匪军官和顿河地区的反革命头目的矛盾和冲突)，通过描写他同周围群众、同动荡的生活的冲突来表现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由此可见，作家是把他的人物安排在人民历史的总背景下，通过表现他与周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历史的进程，还通过表现他对人民的关系和态度，来揭示他的思想和性格。因此说，肖洛霍夫的现实主义是具有真正的历史主义特点的。1934年，作家在《致英国读者》中写道，他希望“英国读者通过这种对于欧洲人陌生的哥萨克生活的描写还能看到另外一点：即由于战争和革命的结果，在生活和人的心理上发生的那些巨大的变化”。¹² 一九五七年，肖洛霍夫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写了《人的命运》。小说主人公安德烈·索科洛夫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战争给他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德军入侵破坏了他幸福家庭。战争开始不久，他应征入伍，在战争中他受伤被俘，历尽九死一生的苦难，妻子和两个女儿也死于德机的轰炸之下。在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唯一的儿子——炮兵大尉也在战场上牺牲了。战争结束，他回到故乡顿河，收养了一个父母都死于战争，无家可归的小男孩凡尼亚，于是他们一老一少相依为命，准备再一次“经受一切……”。

  把《人的命运》与法国新小说派作家玛格丽特·杜拉的电影剧本《广岛之恋》作个比较，就能更明显地看出肖洛霍夫现实主义的特点。《广岛之恋》描写一个有丈夫和两个孩子的法国女人，她在广岛这个遭受过原子弹摧毁的城市里，和一个同样有妻子孩子的日本男人邂逅。这两个人短暂的恋情始终被一种阴影笼罩着，因而觉得很不幸福和支离破碎，因为对战争恐怖的回忆始终压迫着女主人公：德军占领法国期间，她和一名德国士兵恋爱，在临解放前夕，她的恋人被同胞的冷枪打死了。她当时还是一位二十岁的姑娘，因为爱上祖国的敌人，也受到了同胞的惩罚，她被剪去了头发，结果疯了。战争结束后，她虽然又结婚有了家，但始终恍恍惚惚，处在一种对过去可怕的回忆控制之中。

  比较一下这两部作品就可以看出：同是反对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以及它对人的心灵造成的严重创伤，由于作者的观点不同，角度不同，创作方法不同，反映出的客观世界差异很大。《人的命运》的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从对人的命运起影响作用的历史事件的总体中来描写人，忠实地反映了战争给人带来了灾难，表达了饱经战乱的广大人民的厌战心情。作家一方面逼真地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性，世界的多灾多难，以及人类社会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作者又力图证明：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一定能够克服自己道路上的各种障碍”。不可否认，战争在安德烈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以致胜利后回到家园，他仍然用那双“仿佛蒙着一层灰”和“充满极度悲痛”的眼睛，看待周围一切。他也曾感叹：“生活啊，你为什么使我遭受到这样大的不幸？”然而人们从中看到的是，战争可使一个人“遭到巨大的不幸”，但却不能挫败他的意志，不能扼杀他的精神。索科洛夫虽然感到自己没有力量改变“被摧残的命运”，但依然坚信人类一定能够改变这一切；因而，当他流泪的时候，总是“及时地转过脸去”，不去伤害孩子们的心。小说结尾，这对失去一切的一老一少，彼此在对方身上赢得了他们融为一体的共同命运。这合二而一的命运，体现了“人的命运”，象征着一定能够代代延续，并将得到不断改善的人类的命运。

  《广岛之恋》的作者显然是从主观、自我出发去看待外部世界与人的关系的；她象许多西方作家一样离开社会旋涡之外的纯个人角度来描写人。在她看来，世界既不是有意义，也不是荒谬的，它的存在，如此而已。她认为，事物是客观存在，不应由作家通过人物来赋予意义；作家的任务是写眼前看见的事物。在一些西方作家的眼里，人物只是表现某种心理因素或心理状态的“临时道具”；因此，她对这场战争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战争中谁是谁非的问题一点也不感兴趣，作者只是借它做为一个临时舞台，甚至主人公——那位法国女人，也只不过是道具而已。作者仅仅是借用这些来表现她主观上对人的看法：“人是异己力量的奴隶，永远受着异己力量无穷止的折磨和蹂躏”。作者之所以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是为了表现主人公有过一段可怕的经历，这段经历后来变成了可怕的记忆；也可以说是一种异已力量，它始终折磨人。显而易见，《广岛之恋》的女主人公是为过去而生活的；她没有今天，更不会有明天。剧本所反映的现实，只能说是某些被战争吓破了胆的人所产生的一种变态心理的体现，它只表达了少数人在战后的心境，并没有反映出千百万饱受战争苦难，又忙于恢复战争创伤的人民大众的心情。有的评论把这类作家形容为“一架被抛弃在露天的钢琴”，是再形象不过的了。因为他们的心灵，就象琴键一样，“风啊、雨啊、秋天的枯叶啊，或者是顽童、酒鬼，都可以去敲它几下，于是这琴就报以声声深沉的呜咽”。

(四)

  肖洛霍夫的现实主义是和革命的人道主义密切关联的。首先，作者对处在动荡时代人民的命运十分关注，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为他们的不幸鸣不平。作家认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能象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一样，对人间的疾苦漠不关心。他主张用艺术的力量去改变这不完善的世界，去影响人的智慧和心灵。作家说过：“我所说的现实主义本身就包含着这样一种思想：改造和更新生活，并使之造福于人类。”他在接受诺贝尔奖时公开表示：“我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人们变得更加美好，使人们心灵变得更纯洁，唤起对人的热爱，唤起人们为人道主义的理想和人类的进步事业而积极进行斗争的志向。”¹   其次，作为一个杰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肖洛霍夫没有回避过人道主义这个重要的伦理道德问题，在他的作品中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肖洛霍夫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作家的许多有关人道主义的描写，都是以中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革命为条件的。肖洛霍夫没有从抽象的人、人性和人的价值出发去思考人道主义，而是在高尔基革命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重新思考的。

  肖洛霍夫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与十九世纪人道主义作家所提倡的“仁爱万能”、“勿抗恶”等有质的区别。他不是从个别人的命运出发去思考人道主义，而是把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命运作为衡量人道主义的道德准绳。小说《粮食委员》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它描写十四岁的波嘉庚，看见父亲为了一把折断的草叉，打了长工一拳。他走到父亲跟前，咬着牙：“你混蛋，爸爸……，”从此儿子离开了家。六年后，他们父子在镇上重新见面。这时波嘉庚已经当上了区粮食委员。他父亲因为煽动拒不缴粮和进行反苏维埃活动，而被法庭判处死刑。波嘉庚坚定地认为，父亲罪有应得；他本可以干预这件事，但是没有这样做。在最后诀别时，他只勉强说了一句：“别生气，爸爸……”。这短篇也许会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然而就是他，在逃避敌人追捕的途中看见雪堆里有一个冻僵了的小孩，他跳下马，将小孩裹在短大衣里；但由于耽搁了时间，敌人追上来，波嘉庚为了救小孩付出了生命。这篇小说反映了肖洛霍夫对人道主义的理解。

  作者的这种人道主义思想，还深刻地表现在《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身上。葛利高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前的心理活动，实际上就是作家自己对人道主义的一些思考。作家细致地刻划了列士纽埔附近那次战役后葛利高里的心理活动：常常看见那个被他在栅栏旁边砍死的奥地利人，于是他长久地得了痛苦的心病。随着战争的推移，“他的心肠变硬”，“冷淡而蔑视地玩弄别人和自己的生命……”。但是，即使这时，他仍然不忍心看到残杀已经缴了械的敌人，他要开枪打死那个极其残忍的哥萨克“锅圈儿”，因为这家伙无缘无故地砍死了一个被俘的匈牙利人。他冲进白匪军关押红军家属的场所，把那些无辜的妇女、小孩和老人统统放掉。他用靴子的铁后跟踩他嫂嫂妲丽亚，并狠狠地骂说：“好狠毒的娘儿们!”因为她残忍地开枪打死一个红军俘虏，尽管这个红军杀害过他哥哥。葛利高里虽然也参加了哥萨克的暴动，并担任了白军师长，指挥过叛乱的哥萨克同红军作战，但是他和那些嗜血成性的白匪军官，和匪邦头子佛明以及杀人不眨眼的褚玛珂夫截然不同。葛利高里参加叛军是出于历史的迷误，他认为这是出于“维护哥萨克的利益”。他在战斗中严厉制止部下残杀红军俘虏。在互相残杀中，残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失去起码的人性。

  再次，肖洛霍夫坚决反对把革命当作个人复仇的良机。作者在《静静的顿河》里对米海依尔·珂賽沃的描写，就表达了这种思想。米海依尔听到自己的亲人和同伴牺牲的消息后，心里充满了对哥萨克的强烈仇恨：“每当俘虏的白军哥萨克落在他手里的时候，他再也不多加考虑，再也不听那种模模糊糊的哀告声调了。从那个时候起，他对待每一个俘虏都是毫不客气。他用浅兰色的象冰块一样冷的眼睛看着同乡问道：‘你和苏维埃政权打仗吗？’也不等到回答，就把他砍死了。”他不仅毫不怜惜地砍死俘虏，而且把他们的房子烧光，光是在卡耳根斯克镇，他和三个同伴一起，就烧掉一百五十座房子。这样的报复行为，显然是作者所否定的。肖洛霍夫也主张要严惩一些害人虫，但这是出于革命的人道，而不是出于报复。在《人的命运》中，作者描写安德烈出于对同志的爱(为了保护一位红军下级军官)，他一生中第一次毫不犹豫地把一个出卖同志的叛徒处死。

  肖洛霍夫的人道主义还表现在，作者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对真实的人性、人情、爱国心、正义感作了极其生动的描述，以及对阶级敌人，其中也包括革命队伍中的极端分子的惨无人道行为的无情揭露和鞭挞。因此我们说，他的这种人道主义是建立在对人的善和美，具有真正信心的基础上的。在当代西方的一些作品中，历史和革命被描写得冷酷无情，在他们的作品中，世界上的一切，包括一些科学文明所创造出来的物质，都被看作是与善良和正义相矛盾的。这种逻辑必然导致这样的结论：革命需要，历史的必然，统统是同人性相矛盾和冲突的；而冲突的结果，受到打击，遭到灾祸的自然是人。在他们的笔下，人好象被抛掷到全速前进，隆隆轰鸣的历史车轮之下。难怪绝望、怀疑、沮丧成了当代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的副产品。

  从以上的粗略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肖洛霍夫的现实主义是具有自己特色的，就象《铁流》作者绥拉菲摩维奇所说：“肖洛霍夫是一个非同凡响、同谁都不相象的、具有自己独特面貌的作家。”¹³

注：

¹. 肖洛霍夫：《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奖金授奖仪式上的讲话》. 肖洛霍夫研究[M]. 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 eds, 1982. ↩

². 肖洛霍夫. 《浅兰的原野》，莫斯科作家出版社，1931年，第15页 ↩

³. 肖洛霍夫. 《致高尔基信》 ↩

⁴. 康·普里玛. 《〈静静的顿河>的世界意义》 ↩

⁵. 《高尔基三十卷集》. 苏联国立文学出版社版. 第30卷，第294页 ↩

⁶. 法捷耶夫. 《再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

⁷. 引自: 《论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政策》. 莫斯科. 1958年. 第11页 ↩

⁸. 《肖洛霍夫传记资料》（二） ↩

⁹. 捷明岂耶夫. 《俄罗斯苏维埃文学》. 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 1955年版. 第407页 ↩

¹⁰. 卢那察尔斯基：《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文学》. 卢那察尔斯基文集. 莫斯科版. 1964年. 第2卷第651页 ↩

¹¹.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

¹². 肖洛霍夫：《致英国读者》. 《苏联作家》第二卷. 1959年. 苏联文学出版社. 第693-710页 ↩

¹³. 绥拉菲摩维奇：《论静静的顿河》 (载《真理报》1928年4月19日） ↩